文/高远（博士、批评家、策展人）

萨拉·卢卡斯个展

策展人：闫士杰

红砖美术馆，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何各庄村

展期：2019年11月2日- 2020年2月16日

英国传奇女艺术家萨拉·卢卡斯来中国了，这位当年的YBA成员，至今还保持着即兴创作的状态。据说她从未建立过永久工作室，创作都是借用朋友的工作室或者利用家中的临时空间，这种游牧的状态使她的创作呈现一种隐含的即兴创作模式，也使她的作品保持新鲜感和前卫性。展览看似是一个即兴作品的组合，但是这种组合需要逻辑和线索。现场打碎的一千枚鸡蛋和砸毁的汽车，这类“任性”的作品之间看似毫无关联，实际上是艺术家对于被认定的性别或身份的超越的线索。像一位非女性一样，可以主动地发射、破坏以及改变一些事物，而不再是被动地接受。

艺术家的现场行为：限定女性或者着女性服装的男性向一面墙投掷鸡蛋，通过这个现场行为作品，在一种强烈的震惊美学仪式中，观众可以看到行为过后现场的清洁女工脸上流露出的困惑和不解。正是由于这些女性眼光中的不解，我们才更需要普及对于权力的认知。在卢卡斯这些粗暴甚至凶狠的作品背后，实际上是艺术家对于性别身份的无视，尤其是在一种男性权力定义下的女性权力的无视。女权是一切平权运动之母，故可以如此理解：没有女权，谈何人权？因为女权能唤醒其他各阶层的权力意识，故这个展览事件发生在当下的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

真正优秀的当代艺术都是能够突破政治与文化符号和边界的存在，真正优秀的“女性艺术”也应该在自我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尽量突破性别和身份的囿限，这才能够使艺术真正成为人类普世交流的媒介和文化象征。卢卡斯的现成品/偶发装置直截了当地涉及到性和性别问题，观其作品不可避免地会联想到“女权”的相关话语。在这里，我们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所谓“女权主义”的成因，而是女权主义所引发的其他思想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女权主义就是平权主义和后现代思想的基础和前提；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才产生了后来诸多后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对于各种身份政治和文化话语的重新审视。“女性主义并不是女人和性别的研究，而是性别差异问题的政治化。”（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分殊正典》）正是通过艺术的政治化表述，或者对各种社会权力关系的思考，“当代艺术”的范畴才得以建构；而当代艺术所关注的问题和策略也应该是一种平权的、不同阶级和种族共享的，跨越文化的艺术形式。女性主义的结果并不是抹除性别，而是反思一种被（男性）权力定义的女性身份。卢卡斯通过艺术的方式，即兴且粗暴的态度并不是对艺术的亵渎，而是对一种男性定义的精美瑰丽的女性艺术的反抗。如其1994年的名作“Au Naturel”——在一张破旧床垫上“即兴”地摆放着象征两性生殖器官的水果蔬菜。

在当代艺术中潜藏的女性主义基因逐渐被发掘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思考女性意识在社会权力系统中的位置。欧洲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崛起源自法国的启蒙运动和之后的法国大革命；19世纪以来，一些社会精英逐渐对妇女的权益问题提出了质疑；到了20世纪，妇女才逐渐赢得社会生活中的大部分权益，起初是在成文的法律而后才逐渐在现实生活中实现；20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的呼声和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随着欧美社会大规模的平权运动，作为“政治正确”的最初话语——女性主义已经从一种反抗姿态变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女性主义者较之前的思考地更加细腻，以换位思考的方式从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细节反思作为“女性”的境遇。在艺术的写作中，体现在从质疑传统艺术史书写中的“正典”转向反思观看模式与立场以及公众效应。萨拉·卢卡斯通过对男性规约下的女性“禁忌”的僭越与嘲讽，凸显了艺术与公众之间的一重新的关系，一种“后女性主义”的视角逐渐显现。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创作者需要在“普世化的女性艺术”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展示自己的视角，萨拉卢卡斯式的“即兴”创作方式即是在践行这种视角，避免自我“她者化”的存在。不仅仅是女性，任何文化和政治上的不符合所谓主流话语的力量都容易被认为是“他者化”的存在，这种“他者”的力量在后殖民语境下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意识的重构，“女性”的概念正与这种存在密切相关。与其他女性主义理论家不同，克里斯蒂娃认为“女性”无法定义，它超出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它只能是否定的，同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这其实是一种认为女性完全的差异和他者的立场。（李军，《家的寓言》，1996）如同萨拉·卢卡斯用“即兴”方式创作的作品，通过“即兴”的态度拒绝了男性的定义，拒绝了差异化的身份，甚至拒绝了权力主导下的收藏机制，但是，在“普世化的女性艺术”的前提下，任何意义上的“他者”都很难跳脱出当代艺术全球化展示的惯例及其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