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Mama Galleria (纽约47 Great Jones St), 2016年9月15日至2016年10月8日
在《我（们）家菜园》这个录像作品中，作者崔广宇以连续镜头记录自己在一棵种在人行道的树周围的土地上播植种子，伴随着镜头的是白色字体的可爱字幕。此作品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在这里栽培作物，其产品是否堪供食用呢？”
这个问题并不像在现代城市中的“当下”听起来那样地直截了当，并且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比如关于公众和私人空间、个体机构、需求、自然和人造物、社会风气、经济及时间等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家菜园》是“嫑紧张”的一部分，这是一场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的十一位艺术家参与的展览，由陈韦晴与郭瑛两位策展人共同策划。展览的主题是当代城市生活中的紧张焦虑情绪，它构想着“建议和安慰”，并提供了一种幽默的视角，以之观察城市居民的主体所呈现出来的日常生活。
广宇在街头公众设施中栽培食物的努力宣告失败，同时也宣告，没有商店、交易和惯常的共享机构，“自给自足（或者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补充）”的建议是无效的。“城市中的一切看上去全都是为了顺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需求”，他在沉思中如此说道，带着些许不自然的纯真。他双手拍实幼苗周遭土地的景象，以及这些小苗在人行道及长凳的灰色调子中生成的小小绿色的冲击，成为在相对尺度、亲和、徒劳之中的一场真诚运作。
相比起客观资源而言，可持续发展在城市中更是一个主观性的议题，尽管在如纽约这样的大都会中，人们对类似于瑜伽这样净化心灵的自助式运动的兴趣在持续增长，但他们还是在与托尼·克拉布最近所称的“一个无穷尽的世界”相抗颉，在这个世界中，有赖于技术的发展，工作在统计的层面上并没有变得更多，且总是可上手的。王鼎晔看上去很痛的作品《电击肖像》（2014年）以及《疯狂电击–中华民国国旗歌》（2014年）将对于在抽搐和浑沌压力下驱使持续运作的反自然强制力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展览的其他地方，实体行动被赋予了更加尖锐辛辣的讽刺意味。比如在致颖的录像佳作《慢跑》（2014年）中，一个男子站在超市收银台上，逆着输送带的方向跑动；在第二个录像频道中，该人在通道中抻展着，此于诸流之精炼可谓多余——同时是经济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属乎闲暇及商务，便利及抗阻——皆由输送带上跑步者的足踪所体现。这一展览文本夺人耳目地谈及输送带的意味：“消费行为的目的和运动的终点”，这一叙述之英文翻译中存在的些许模糊似乎反倒为之添彩。
觉知力的短浅和狭隘也是流行技术和饱和环境的普遍效应。叶建邦的墙体装置作品光华四射——其由260份新闻剪报构成，全部出自乔晓阳（原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的演讲稿，每份剪裁各不相同，被压入赛璐玢袋中。据叶建邦本人所言，作品意在表现一种挑战乔晓阳话语中所传达的“普遍荒谬之明证”的操练；将此演讲的残留稿纸放大、单列，把只言词组重新拼贴，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更好地诠释出其所承载的信息，如此则激发出另一种言说，而此种言说走向反对这场演讲本身。叶的作品篇幅宏大，方法严谨，具颠覆性的影响力，堪与种种作用于觉知的势力相抗争。
梁御东在他的录像作品《黑色形状》（2016年）中以黑色隐蔽内容，标题所言的黑色区域障蔽了火焰的连续镜头，夜间的街道上黑烟滚滚，犹如波涛，亦通过引致审查的方式来表示对现今境遇的响应。然而，作为直接的反应，人简单地认为是挑战清晰、聚焦的景象，这得益于分散注意力的多变的焦点之喧嚣。不远处是周育正的亚克力和不锈钢壁挂装置作品，这个作品有意被安上了一个长得出奇的名字（而且名字中所列出的所有词语都被印制在了嵌板的底部）：《电镀金，保持冷静，镀铝锌版，祈祷，渐层，灰烬，抗议，不均，不满，资本，香炉，佼存，激动，击，日光。二》（2016年），其创作意图在于审视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中所蕴藏的社会政治混乱。尽管这两件作品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响应了当下的局势，但人们还是不禁地疑惑，这究竟是不是一种恰当的方式。
当伯特兰·罗素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撰写《闲暇颂》的时候，他畅想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由于科技的发展，人们每天只需要工作四个小时就够了，而余下的时间就成了能催生出种种创意和创作的“闲暇”。当时的他，几乎不可能预见此“工作”与“闲暇”的融合，当如此多种和如此大量的不同经济体——不仅仅关乎金钱，也关乎时间和情感——结合在一起以催生在城市中心最为流行的“无穷尽的世界”。这是一种引发高度暧昧的存有状态（或许，这并没有足够经常地被认识到），并且，对于那些被它压制的人们而言，并无应对的良策。在这个戏仿公告腔调的滑稽标题之下，“嫑紧张”中所出现的艺术家们承认了这种暧昧，及其可能引发的结果，包括惰性、纯真、抵抗或者荒谬在内的各种状态。不止于此，他们看起来还在进一步探索这些状态，试着将它们用作同情和安慰的途径——整场展览的终极性持守（尽管是间接表达的）正是这两种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