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霄

2019年，郑波再一次将“工作坊”引入他在上海纽约大学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一枝黄花”当中。《生态社会主义园》是一项包含工作坊、模型与印刷品的创作：郑波邀请了一批专业领域各不相同的志愿者，并将他们分成两组为上海纽约大学的新校区想象一个花园，然后将讨论结果制作成模型放置在展厅内，同时撰写设计说明。这些人让展览变得不再简单，就好像郑波建造好了一个有限制的思维空间，但又带领他们在其间自由活动，甚至于作为领导者的郑波也不知道他们的行动路线。更有趣的问题在于，这些人究竟如何理解郑波的意图？他们又是否需要理解呢？

多年来，外界积累起的许多名词可以对郑波所做的事情进行解释，其中的一种解释是“新公共艺术”（New Genre Public Art），它强调作品的去物质化以及公众的参与过程，后者是作品关注的重点和存在的意义。“新公共艺术”的艺术家不直接提供“展览物”，它在现实中建立会面，发起行为，动员各种社会要素，甚至具有明确的想要实现的社会运动目标，“新公共艺术”所创造的很可能只是一个过程，而传递和参与才是这种艺术产出的具体内容。然而，在现今以展览为核心的艺术机制中，“新公共艺术”的艺术家首先需要处理的却是各种物质材料：文本，档案，谈话记录，甚至包括各种确保项目得以实施的沟通文件，然后才是在艺术家所制造的公共空间里能够诞生和被加以编织的各种可能性。最容易被视为“新公共艺术”特征的是其社会介入的程度，作品的具体形式和公众反响可以作为判断其介入程度强烈与否的标准，而决定一切的前提，则是作品面对的社会议题是否清晰。2015年，郑波实现了作品《为伊唱》，他与香港的菲律宾社群合作录制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首暗含了实现国家独立愿望的菲律宾流行歌曲，作品的形式是一支被放大到巨型尺寸的金属喇叭。郑波想要处理的社会议题十分清晰：在港菲籍人士的劳工权益和政治诉求；而耸立在香港尖沙咀公共广场上的金属喇叭，则是一种有效的美学形式。

展览现场：郑波，《生态-社会主义园，上海纽约大学》，2019。工作坊；模型和印刷品。上海纽约大学当代艺术中心 “一枝黄花”展览，2019 年 10 月 10 日。摄影：洪晓乐。图片由上海纽约大学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郑波举办工作坊的意图是清晰的：其一，组织不同的专业人士对生态议题进行相互讨论和学习；其二，这个工作坊意在为上海纽约大学新校区的花园设计提供想法，让园子真的能在实际修建时抛弃传统的园艺思路，变得更加开放和激进。如果试图申明这第二种意图具备社会介入的倾向，介入的基础也仅仅只是在第一种意图中生发的想象。但在这种想象中，我们似乎能够看到比行动更加生动的东西。两组工作坊的讨论成果除设计说明外还包括两份宣言，其中一份写道：“我们的园子必须滋养。我们的园子必须联结。我们的园子无毒害。……”郑波所做的事情可能还没有严肃到“社会介入”的程度，而是一种充满了希望的“社会想象”【1】。这是理念层面大于形式的实践，也是比处理形式问题更有艺术乐趣的实践。

从参与工作坊的人那里收获的反馈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些和艺术相关的基本问题，比如，艺术可以用来做什么？艺术给现实究竟能带来何种影响？张敏华作为生态学者参与工作坊，并贡献了花园设计方案中的“生命之树”：这是一条精心设计过的可以感受植物进化史的路线。大家会首先遇到古老的苔藓植物，然后是蕨类，接下来是裸子植物，最后是被子植物。郑波认为这是一项完全能够在实际修建花园时实现的设计方案，它不是专业景观设计师提出的想法，而是源于一位生态学者与自身经验不可分离的直觉。时至今日，在大众传媒发达和极度信息化的社会当中，人们扩展并控制着自身的知识边界，与此同时却也因为自身的膨胀而挤压了原本存在的另一些可以与他人进行交换的知识空间。使所有人相互联系的最有效率的中介变成商业活动，而生命中的其他元素则彼此隔绝。在社会意义上的艺术活动应该实现什么，如何与世界和人群保持足够强的联系，常常成为一种艺术家的创作迷惘。尼古拉斯·伯瑞奥德认为“艺术努力地实现一些有限的串联、打通一些受阻的通道、重新让现实中被隔开的各种层次有所联系”【2】，郑波的工作坊或许最为有效地履行了这些使命，而这种尝试不应该沦为主流“当代”艺术实践的补充。

【1】源自笔者与郑波的采访。
【2】《关系美学》，（法）尼古拉斯·伯瑞奥德著；黄建宏译。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