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艺术家胡丰文（FX Harsono）获得了首届约瑟夫·巴莱斯蒂尔艺术自由奖（Joseph Balestier Award for the Freedom of Art），该奖项由新加坡美国大使馆和“艺术登陆新加坡”艺博会共同颁发。

在刚刚过去的新加坡艺术周中，有关该奖项与其颁奖方的舆论不断，并流传于接二连三的画廊开幕中。大家的反应大相径庭，有人赞美有人则不，其中也不乏怀疑态度。奖项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和讨论：美国大使馆为何要和“艺术登陆新加坡”艺博会一同颁发该奖？谁又是约瑟夫·巴莱斯蒂尔？他和自由与艺术有何干？

艺博会本是一场商业盛会，而大使馆代表的则是美国政府的外交手段和策略，这也不难使人思考该奖是否迎合的正是两者的胃口。不出所料，艺博会创始人洛伦佐·鲁道夫（Lorenzo Rudolf）在展会开幕致辞时，就回应了舆论对该奖项的种种质疑。他先是认可了奖项所带有的政治角度，但又借以维护艺术和表达自由的道理辩护道：“这些价值观对有其重要的普世性，而跟地缘政治毫无关联。”

话虽如此，该奖仍难免招来和美国中情局对“文化自由议会”的秘密资助的比较。后者在艺术界以推广抽象表现主义、交响乐团、爵士乐、知性批评出版物等美国文化输出而闻名。该议会的终极目标正在于抵挡苏联的软实力入侵，尤其是回应其针对美国是一片文化沙漠的论调。

尽管冷战时代早已过去，文化外交手段在当今仍层出不穷：当年的“爵士乐外交”若算是对苏联的一种对抗（参见文献），如今的“嘻哈外交”则可以被看作是企图对抗激进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如此说来，对约瑟夫·巴莱斯蒂尔艺术自由奖的类似质疑也就情有可原了，抛开其它异议，它可能的确没那么简单。其中一个状况就很能说明问题：并非每个东盟成员国的艺术家都有被提名。

或许舆论声音并非来自于某个特殊的幕后动机，但这种不满也的确是对又一个满是崇高艺术不与世俗政治相计较的论调的回应。而这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赞助人体系衰落后才产生的概念，在那之前，艺术有着更明显的社会作用，而不仅是一种对类似如今新加坡“国家建设”艺术的回应。

想要将这一转折简要概述并非易事。艺术史学者伊娃·考科洛夫特（Eva Cockcroft）在她1974年的文章《抽象表现主义：冷战武器》中指出：“在工业革命后，随着学院的衰落和画廊博物馆体系的兴起，艺术家的身份逐渐变得模糊，而艺术家所创造的物品也逐渐成为了市场经济中流通的商品的一部分…先锋艺术家们否认了布尔乔亚社会中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而沉溺于自足栖息在与主流文化相背离的波西米亚飞地的神话中。他们拒绝接受或承认自身作为文化商品生产者的身份。”

艺术的社会功用已不再是前现代的直白契约，而是分布于错综复杂的机构网络中，八面玲珑的手段取代了曾经的“江湖义气”。正如中情局通过协办展览、推广中意的艺术评论家、向大机构推销作品来支持抽象表现主义。回到当下，艺术的工具化渐趋隐蔽，以约瑟夫·巴莱斯蒂尔艺术自由奖为特例来声讨利用艺术服侍政治的企图并不公道——与其指责大型机构以模因战的策略腐蚀无辜艺术家，倒不如将这一切喻作“纸牌屋”更为恰当：它好比一连串浮士德式的交易，只不过没那么多暗箭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