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Larys Frogier, Director Rockbund Art Museum

by 作者：Daniel Szehin Ho 何思衍
translated by 译：Xu Sujing 徐苏静

上海外滩美术馆联手世界著名品牌HUGO BOSS（雨果•博斯）于今年六月共同宣布创建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首次开幕的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主要关注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新兴艺术家。除以上地区之外，两年一届的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计划在未来将整个亚洲纳入其评选范围。首届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将展开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七名入围艺术家的作品展、系列讲座和对话，以及召开一场专题研讨会以作为其教育计划的一部分。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评审团由著名策展人、艺术家和作家组成。十月三十一日，评审团将从入围艺术家中选出最终获奖者，决定三十万奖金的最后归属。

七名入围艺术家：鸟头、许家维、胡向前、关尚智、李杰、李燎和黎薇的作品展将于2013年9月12日星期四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开幕。

就该奖的理念与涉及范围等问题，上海外滩美术馆馆长拉瑞斯•弗洛乔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声明：根据《燃点》的道德守则，特此声明，本人一直在为上海外滩美术馆进行文字翻译工作。关于《燃点》的道德守则，请参见此链接）

何思衍：首先，我敢肯定，每个人心里会想“这无非又是一个艺术奖”。在中国所谓的“艺术生态”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艺术奖既有趣又有效？ 例如，对艺术的非市场价值的评估 。相比欧美，你认为艺术奖项在中国的文化界能，或者说有可能成气候吗？

拉瑞斯•弗洛乔：任何国家，艺术奖的作用都表现在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支持、发现和认证方面做出了贡献。在欧洲和美国，有很多艺术奖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和支持艺术的前瞻性和学术性（巴黎的马塞尔•杜尚奖、伦敦的特纳奖，以及纽约古根海姆的雨果•博斯奖……）。这些奖项对艺术市场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因为它们提高了获奖艺术家被私人和公共机构看好和收藏的可能性。

在中国，大部分艺术奖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与奢侈品牌的挂钩及另一种合法性的追求：通过艺术使得其品牌和品牌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直接合法化。有时候，这个目标会带来不良影响，比如该品牌会闯入博物馆要求展示他们的产品，或艺术品的营销工具化以展示和推销一个产品。

有些人相信这是扩大艺术家创作，使其有更广的分布和能见度的新方式，不管以何种途径实现。但我个人宁愿问：进入中国的奢侈品牌怎么通过全力支持独立艺术家和创意艺术博物馆而引发强大的创造力，宁愿冒艺术价值风险而不是巩固现有艺术市场？他们怎么支持艺术家找到自己又充满激情又带有批判性的立场，寻求艺术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利益，也为其营销过程中重塑品牌本身？

HUGO BOSS在艺术界的持久有力的信誉源于HUGO BOSS从不参与项目策展过程中的任何部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支助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与那些真正涉及艺术价值和策展实践的合作伙伴建立信心。

HUGO BOSS选择上海外滩美术馆作为项目合作伙伴，是基于该馆优秀的策展水平、独立思考的立场及在艺术界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HUGO BOSS亚洲艺术集中关注亚洲当代艺术，并对后全球化时代亚洲的变迁进行思考、创造和呈现。其次，它将艺术奖项，策展实践和长期持续的理论研究平台相结合，鼓励创新性合作性的项目。第三，该奖项源于上海外滩美术馆这个机构——它致力于全面介入中国艺坛的新变化。

[image] Li Wei, “I’m Calm”, mixed media, 2011
黎薇，《我很平静》，综合媒材，2011

何思衍：有人对我说她觉得很奇怪有HUGO BOSS亚洲大奖，但没有HUGO BOSS欧洲大奖。我觉得她之所以奇怪是因为“亚洲”作为一个特定类别。你怎么回应她？也许可以从哲学/理论上说，这与普世主义/特殊主义有什么关系？

弗洛乔：这一重要问题与公然的历史建构有关：虽然后殖民理论和策展实践改变了艺术场景，但直到现在当代艺术及其历史仍是建构于西方角度的“普世主义“之上。你朋友很清楚普世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和意识形态有时难免有排他性，或类化、命名和固化他者。

HUGO BOSS亚洲艺术这个概念正好挑战这种批判性分析：我们认为“亚洲”并非一片有着既定身份认同的广大地域，而是一项建构中的概念，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谈到这里，我得强调我不希望简单的说西方艺术史观就是普世主义，因为它有着非常复杂、浓厚和丰富的背景，基于数十年以上的移民历史，比如从中东来的移民和到美洲的移民。历史学家才发现西方艺术史并不那么“西方”….

何思衍：你怎么定义 “最佳中国新锐艺术家”范畴里的 “中国”，？“原籍”是什么意思？可以说那些祖籍不是中国血统的人，却出生在香港的艺术家（例如）是否有资格参赛？

弗洛乔：那些在香港出生的艺术家有资格参赛。

HUGO BOSS亚洲艺术是在中国语境下推出的，首届在上海外滩美术馆诞生。本土语境使首届HUGO BOSS亚洲艺术大赛能够面向来自大中华地区，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新锐艺术家。上海外滩美术馆不能假装 “一眼” 就拥抱亚洲艺术，这也是为什么每届大赛在不同地方举行。

[image] Kwan Sheung Chi, “Ask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to Borrow ‘Iron Horse’ Barriers: I Want to Collect All of the “Iron Horse” Barriers in Hong Kong Here”, 100 “Iron Horse” barriers, plexiglass mirrors, variable dimensions, 2008
关尚智，《请香港艺术馆帮忙借「铁马」围栏：我想收藏香港所有「铁马」围栏在这儿》，100只「铁马」围栏、塑料玻璃镜，尺寸依场地而定，2008

何思衍：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艺术世界不是相对独立吗？为什么把它们放在一起（当然，还有“一个中国”这样的政治现实）？

弗洛乔：正如你说的，有政治现实的原因。但反过来看，仅仅说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的艺术界是分开的又显得过于简单。

当近距离看大中华地区的当代艺术，你可以看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在实践、美学和社会挑战方面是如何不同。如果你看一下入围的艺术家，从在上海的鸟头，在北京的黎薇和台北的许家维，他们在塑造记忆和当代性方面遇到的挑战是不同的。即使在香港关尚智和李杰，在深圳的李燎或胡向前，日常生活的采用和艺术的“公共”用途有很大不同。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这些差异是基于层层的文化背景、其相关性、摩擦和对立面，而这些确实需要受到质疑。我不认为首届HUGO BOSS亚洲艺术将中国艺术固定在一个定义，它反而凸显在大中华地区的新的能见度和当代艺术实践的多样性。这对于分析和更深入的了解亚洲和国际上的艺术是非常重要的在。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第一个评委会成员时看重其丰富而多样的策展实践，以迎对各种挑战。这些策展实践对于了解所谓的中国和亚洲的当代艺术的变化起决定性作用，因为他们说明中国当代艺术既不局限于来自中国境内的简单化阐述，也不局限于来自境外的刻板陈述。

何思衍：在中国，不少人一直在谈论当地的中国人需要在艺术话语以及艺术收藏品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即劝告/敦促当地收藏家收集更多艺术以扩大其对中国艺术发展的影响）。HUGO BOSS亚洲大奖与国际和国家/国内“品味”及艺术有效性建构中的场景有什么样的的关系？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无所谓国界吗？

弗洛乔：HUGO BOSS亚洲艺术旨在支持中国新锐当代艺术家。中国新锐艺术家是那些处于艺术创作和展览实践起步阶段，并挑战、延展和丰富当代艺术可能性的艺术家。他们不仅解构既有的艺术规则，更在视觉创造和观看过程中迎对各种不可遇见的形式、体验和意义。

我们相信，亚洲当代艺术在后全球化时代的持续进步取决于我们培养连续性、穿透性，渗透性及尊重他者的能力。

我得说我不相信这场“无边界”的全球乌托邦，就因为这个全球主义是以经济为目的的另一种形式的普遍主义。它粗暴地架设起其他压迫界限——无形并不同于国界，但是具有排他性和破坏性。

何思衍：是否有特别的理由该奖只授予一个艺术家？为什么不能设冠军及多个亚军？

弗洛乔：因为它是只有一个获奖人的奖项。

何思衍：获奖者会不会在上海外滩美术馆举办个展，就像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HUGO BOSS 奖？

弗洛乔：不会。

何思衍：HUGO BOSS 在对奖项的管理方面有多少发言权，尤其是该奖未来的发展方向？

弗洛乔：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的概念和策展过程完全由上海外滩美术馆独立经营。

独立艺术奖也由上海外滩美术馆组织和管理。

任何有关奖项的未来发展方向由上海外滩美术馆和HUGO BOSS之间共同讨论。

由于上海外滩美术馆和HUGO BOSS亚洲艺术对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两年期限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和界定正式意义上的创新实践，这些艺术实践同时又可激发亚洲艺术场景的临界分析。上海外滩美术馆和HUGO BOSS亚洲艺术会长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