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现场” 国际行为艺术节

丹麦文化中心（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798艺术区706北一街），2016年10月14日—23日

行为艺术是一个类别，而行为艺术的出没则像一个风向标。不说它怎么导源于超现实主义、怎么神话了杜尚、怎么成就了波洛克……就说在中国，它的发展历程已经令其成为了一种姿态在艺术领域的代名词。三十多年来，行为艺术让人想到的是“叛逆”“精英”“前卫”“地下”等价值，这也让它从一开始便义无反顾地和“表演艺术”分道扬镳了——尽管二者都是从同一个词翻译而来。

大约从2011年“传统”趣味大热以来，行为艺术在中国曾一度陷入“中国现代艺术展”之后的第二次明显低谷。但是近三年来各个艺术或替代性空间中的行为艺术也说明：这种形式并没有完全陨落，仍然是前卫价值最直接的表征，例如何云昌的展览（白盒子艺术馆，2014）、双飞小组的表演（空间站&今日美术馆，2015）等。此外，还有对经典行为艺术的重访，例如广东时代美术馆的展览《三角洲行动之大尾象》（2016）。不管真伪几何，只要是被冠以“行为艺术”之名，这些活动都是对一种特定价值的致敬。至少，藉由对行为艺术的反思，我们可以回顾一些最最基本的问题，例如：当代艺术有无边界？此类争论总是萦绕不散，而且往往越是当边界发生模糊的时候，就越是容易出现希望将其明确的企图。

目前由Jonas Stampe在丹麦文化中心和歌德学院策划的这次名为“北京·现场”的国际行为艺术节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十余位艺术家，在十天的时间里陆续上演各自的行为作品。除了一些年轻艺术家之外，还包括数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例如激浪派的创始人之一艾莉森•诺尔斯（Alison Knowles）和中国星星画会创始人黄锐等。也许是因为语境的不同，或文化的差异，观众未必能理解每一场表演，但一种莫名的悲壮气氛却始终挥之不去。因为行为艺术的抵牾在于：为了保持自己的形态，它不能逃避主流的目光，又不能成为主流的一部分，还得尽量避免成为主流的装点。也可以说，行为艺术的困境就是其能够存在的根源；它逃避体制，也参与营建了叛逆的幻想，它所引起的焦虑寓于所燃起的希望之中；在“Beijing Live”这样令人不禁浮想联翩的标题下，“行为艺术”又一次在公共视线中闪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