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作者:Daniel Szehin Ho 何思衍
上周六,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关于《Frieze》杂志的谈话活动,杂志的联合创办人Matthew Slotover和VIP媒体负责人继香港和上海停留之后来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此次活动是为Frieze入驻中国进行的造势,除了谈话,Frieze还将通过中国的一系列社交媒体,例如新浪微博、微信等进行刊发。在此之前,另外的一家英国艺术杂志“Art Review”(《艺术观察》)已进入中国,以中文每年进行两次发行,而目前,Frieze也计划利用中国的网络平台发布其内容了!
Matthew Slotover首先介绍了Frieze杂志的创立:1991年,年近三十的他与Amanda Sharp一起创办了这本杂志,最初的动机是,觉得那些英国艺术家应该受到更多媒体的关注。达明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第一个访谈就是出版在Frieze上,当时,他正在因为那件鲨鱼作品(《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1991)而饱受诟病。Matthew还介绍了Frieze杂志的德国版,以及Frieze艺术博览会的发展情况。目前Frieze一共有三个博览会项目,分别是在伦敦和纽约举办的当代艺术博览会,以及另外的一个经典艺术博览会。
临近他的演讲结束的时候,在场的一些媒体工作者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听众问他为什么打算现在进入中国?或者为什么这样一家“严肃”的媒体在中国不采取正式发行,而是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进入。Slotover的回答是,Frieze的进入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姿态,这本杂志非常在意在这里的一举一动,作为一家由所有者经营的机构,Frieze对其所举办的活动是非常“挑剔”的。紧接着,Frieze的媒体关系负责人也做了简短的介绍,结束了这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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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谈话环节由Frieze的特约编辑秦思源(Colin Chinnery)来主持,嘉宾田霏宇(Phil Tinari)、万捷、徐冰、曹丹、董冰峰、汪民安和王音共同探讨了艺术内容的出版,以及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等主题。在谈到当代艺术的呈现和体验的时候,徐冰认为,Frieze应该注重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因为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是直觉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是靠分析和推理进行的。汪民安作为文化理论家谈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艺术家们在90年代的时候突然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一些当时的哲学教授都不熟悉的名字(例如布尔迪厄)却在艺术家的圈子里被不亦乐乎地讨论着。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但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艺术家们却不再,或者说不再那么的热衷哲学了?
《艺术界》和《艺术新闻/中文版》执行出版人曹丹谈到了人们的阅读兴趣的变化。
秦思源认为,Frieze不应该直接将内容和作者“空降”到中国,中国有其特定的文化环境和现实。对于这一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也做出了回应,他觉得,艺术家总是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全球化的当代艺术话语?”这样的话语可以穿越不同的边界吗?
在对这次谈话进行总结的时候,秦思源提出,误读有时候很重要,因为我们不需要在同一个语境里进行交流。他认为,误读在当代艺术的交流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次,Frieze要想取得文化上的平衡,就必须面对和理解中国的现实。
燃点编辑曰:
其实,出版业和艺术的关系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包含有很大信息量和解读空间的议题,从艺术家们看什么样的书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以及可能创造出什么来。还记得十年前,陈丹青的《退步集》是艺术家人手一本的“标配”,动辄就对艺术生的外语教学展开批判。而更往前了说,任何一个搞艺术的(或自称“搞艺术的”)无论是否真的读书,都是言必称柏格森、尼采、萨特、“有意味的形式”……从他们的阅读中,我们也见证了艺术家从“文艺青年”变成了今天的“时尚达人”的过程——艺术家的书架也许能构成另一部艺术史。
这次讨论的主题是出版,继美国的《艺术论》(Artforum)、Artinfo、Art Newspaper之后,英国艺术杂志《Frieze》也对中国产生了兴趣,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愿媒体与出版物能够再次承担起当代文化的引导者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