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作者：Daniel Szehin Ho 何思衍

上周六，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关于《Frieze》杂志的谈话活动，杂志的联合创办人Matthew Slotover和VIP媒体负责人继香港和上海停留之后来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此次活动是为Frieze入驻中国进行的造势，除了谈话，Frieze还将通过中国的一系列社交媒体，例如新浪微博、微信等进行刊发。在此之前，另外的一家英国艺术杂志“Art Review”（《艺术观察》）已进入中国，以中文每年进行两次发行，而目前，Frieze也计划利用中国的网络平台发布其内容了！

Matthew Slotover首先介绍了Frieze杂志的创立：1991年，年近三十的他与Amanda Sharp一起创办了这本杂志，最初的动机是，觉得那些英国艺术家应该受到更多媒体的关注。达明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第一个访谈就是出版在Frieze上，当时，他正在因为那件鲨鱼作品（《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1991）而饱受诟病。Matthew还介绍了Frieze杂志的德国版，以及Frieze艺术博览会的发展情况。目前Frieze一共有三个博览会项目，分别是在伦敦和纽约举办的当代艺术博览会，以及另外的一个经典艺术博览会。

临近他的演讲结束的时候，在场的一些媒体工作者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听众问他为什么打算现在进入中国？或者为什么这样一家“严肃”的媒体在中国不采取正式发行，而是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进入。Slotover的回答是，Frieze的进入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姿态，这本杂志非常在意在这里的一举一动，作为一家由所有者经营的机构，Frieze对其所举办的活动是非常“挑剔”的。紧接着，Frieze的媒体关系负责人也做了简短的介绍，结束了这一环节。

接下来的谈话环节由Frieze的特约编辑秦思源（Colin Chinnery）来主持，嘉宾田霏宇（Phil Tinari）、万捷、徐冰、曹丹、董冰峰、汪民安和王音共同探讨了艺术内容的出版，以及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等主题。在谈到当代艺术的呈现和体验的时候，徐冰认为，Frieze应该注重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因为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是直觉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是靠分析和推理进行的。汪民安作为文化理论家谈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艺术家们在90年代的时候突然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一些当时的哲学教授都不熟悉的名字（例如布尔迪厄）却在艺术家的圈子里被不亦乐乎地讨论着。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但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艺术家们却不再，或者说不再那么的热衷哲学了？

《艺术界》和《艺术新闻/中文版》执行出版人曹丹谈到了人们的阅读兴趣的变化。

秦思源认为，Frieze不应该直接将内容和作者“空降”到中国，中国有其特定的文化环境和现实。对于这一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也做出了回应，他觉得，艺术家总是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全球化的当代艺术话语？”这样的话语可以穿越不同的边界吗？

在对这次谈话进行总结的时候，秦思源提出，误读有时候很重要，因为我们不需要在同一个语境里进行交流。他认为，误读在当代艺术的交流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次，Frieze要想取得文化上的平衡，就必须面对和理解中国的现实。

燃点编辑曰：

其实，出版业和艺术的关系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包含有很大信息量和解读空间的议题，从艺术家们看什么样的书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以及可能创造出什么来。还记得十年前，陈丹青的《退步集》是艺术家人手一本的“标配”，动辄就对艺术生的外语教学展开批判。而更往前了说，任何一个搞艺术的（或自称“搞艺术的”）无论是否真的读书，都是言必称柏格森、尼采、萨特、“有意味的形式”……从他们的阅读中，我们也见证了艺术家从“文艺青年”变成了今天的“时尚达人”的过程——艺术家的书架也许能构成另一部艺术史。

这次讨论的主题是出版，继美国的《艺术论》（Artforum）、Artinfo、Art Newspaper之后，英国艺术杂志《Frieze》也对中国产生了兴趣，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愿媒体与出版物能够再次承担起当代文化的引导者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