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公共项目

视界 香港 （香港中环及金钟的不同空间），2015年11月19日－2016年5月18日

继去年在白立方画廊的个展之后，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香港。不同的是，此次的展览并非在画廊的四方空间之中，艺术家将31座人形雕塑陈列在了以大会堂为中心、金钟到中环一 带的一千米范围内的大厦楼顶。这一被称为“迄今为止香港最大规模的公共艺术项目”，自2007年首次出现在伦敦之后，曾于阿姆斯特丹、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 等城市相继展出。然而这一展览却引发一系列争议，令人不得不由此反思香港的公共艺术现状。

在这31座以艺术家本人188公分高的身体为模型的雕塑中，有27件由玻璃钢制成，重达30公斤，放置在人所不能及的高楼顶端；另有4件为铁铸，重达 630公斤，陈列在地面，分散于香港公园、皇后像广场以及龙和道与皇后大道中附近。葛姆雷将这批作品称作对城市的“针灸”，“这些细针刺入城市的集体躯干 ——从而释放一种无法从他处获得的力量。”这些雕塑在接下来的六个月时间内，会短暂地改变香港天际线的形状。而葛姆雷想改变的并不仅仅如此——他想让走在 中环街道上步履匆匆、盯着手机的“低头族”们抬起头来，望向天际线，认真地思考个人与城市环境的关系。他在项目的艺术家自述中写道：“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 密集的环境里，更加强了我们所知、所感和所能想象之间的矛盾。我把雕塑放置在大厦的边缘，正是要贴近天际，衬托于光线与空间之中，在行人的视线范围内交替 呈现和消失。……观众在寻找和发现的过程中（亦或许只有寻找却没有发现），以反思自身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令艺术家本人未曾料及的是，这一项目在尚未展出之前，早已风波连连；展出一周不到，又生事端。在《燃点》去年与安东尼·葛姆雷作的一篇专访结尾处曾提及， 这一项目本应与去年的个展同时进行，然而因种种原因，“视界 香港”项目不得不遭到推迟。而“种种原因”则指向原本作为主要赞助公司的香港置地控股有限公司撤出赞助，其导火索即为2014年摩根大通的一位员工在中环 一座属置地公司的大厦楼顶跳楼轻生。而事实证明了置地的推测：在雕塑装置完成后，随即有市民报警称大厦楼顶有人出现，似有意轻生者。又有香港大学香港赛马 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称，该展览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针对去年香港轻生案件中高达50%的轻生者选择跳楼的事实，他建议将展览移入博物馆或是室内 空间，这样人们对于是否观看便有了自主选择权。这些顾虑在早前的其他城市亦曾出现，而纽约警方甚至发布一份正式声明以提醒市民注意分辨。

除此之外，陈列在人流熙来攘往的皇后大道中街头的一座“视界人”展出一周不到即被香港路政署围上了围栏，被网友质问，路政署解释道，早前收到投诉，遂临时围封以方便检查，确认路段正常后，现已解封。

就单纯公共空间的使用而言，香港禁令不少。比如在九龙公园的标示中，标明12项不准：除禁止随地乱扔垃圾和便溺等常见条款，还有不许踩单车，不可以 遛狗等禁令。又或是常引发中港网络论战的港铁上禁止饮食一项。“禁止”是在面对复杂情况时的一项最简单、直接、安全的解决方法，也是香港官方最热衷的一个 方法。这一思维模式导致了在香港的公共空间中推行优质项目变得难上加难。而本次“视界 香港”也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首先获得政府支持，方得以实施。

触动香港禁忌话题原非葛姆雷的本意，然而这些超出项目主办方预期的反对声音不禁令人反思，公共艺术在香港意味着什么？在尤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一文中 提到，在“公共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有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个体的人 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从这个定义来看，一件好的公共艺术无疑是能够激发人们讨论的，而这个项目显然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属于不 同社会单位的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可是这些讨论难以简单量化，媒体报道并不是衡量标准。例如2013年5月2日至6月9日，被放置在香港九龙尖沙咀海 港城海运大厦对开海面展示的橡皮鸭（香港传媒普遍将其称为“巨鸭”），出自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之手。市民争相追捧，由此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但它引发了公民对于社会的思考吗？也许并不多。那么这样看来，一件作品的实际艺术及社会效应 并不能够支撑起将其划为好的公共艺术作品的论述。

香港策展人、艺评人梁展峰（Jeff Leung）在《今艺术》杂志第247期中发表的《香港艺术家的一体两面》一文中，列举了数个香港艺术家通过在公共空间中进行创作而进行社会参与的例子， 并将香港的“占领文化”视为公民实践“空间政治”的手段。比如程展纬在时代广场实行的《李杰的野餐》和《骑劫时代广场》比赛，后有倡导在公共草地上自由活 动的“草原地图”等等。可见香港并不乏公共艺术，然不同的是，本地的艺术家往往采用“草根策略”，自下而上的进行，所以范围有限，但对参与者影响深刻，同 时也往往引来民众一边倒的感性拥戴（但注意，与娱乐节目不同，人气并不是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维度）；而海外艺术家到港，往往有政府或财团的支持，由上而 下，并获得媒体大篇幅报道。

决定公共艺术有别于其他艺术类型的关键，在于其制作过程、陈列位置及其涵义。一件公共艺术应该具有表达社群价值、提升环境、改造景观、增强意识或挑战固有 观念等作用，是通过艺术家之手来捕捉、传递和回应当下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而葛姆雷此次带来的“视界 香港”，在选址上，具有强烈的指向性：这些艺术家的“分身”似乎在默默地遥望着一年前发生在同一地点的那场社会运动。据《南华早报》报道，艺术家本人在解 释这个项目的意义时也仔细斟酌着字眼，“我们占领中环的方法改变了，而这个改变是永久的。……如果在两年前实施这个项目，那它的意义与现在会完全不同。” 他坚持在中环、金钟这样的香港经典地标之处陈列他的作品，就是要质问香港的身份和核心价值：香港是否就是一个仅仅关心数字的金融中心？其他不同的价值观是 否存在、如何存在？不知每日路过的“中环精英”是否能理解葛姆雷的用心良苦——他们大概只顾盯着手中的黑莓，还没注意到中环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