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新加坡多场地举办.2013年10月26-2014年2月16
Yavuz Fine Art画廊的创办人Yavuz Can对于新加坡双年展（或者某某双年展）是“好”是“差”这类问题已经烦透了。双年展既要在乎人们能从中得到什么，也要呈现某个地区的艺术精神和形式，两者缺一不可，而非“yes”或“no”这样简单的好坏之分可以定论——且不说一届双年展上有多少展览和作品了。所以，每次参加双年展，我们不要忘了这个问题：我们对于这次活动有何期待？双年展（以及大量分展）上的这么多作品如果每件都能向你诉说些什么，那这一程就收获颇丰了。
根据组委会，今年的双年展共有82件作品，其中半数以上是专门创作的。这些作品分布在市中心的10个地点展出，主要的展场是新加坡艺术博物馆（Singapore Art Museum，SAM），此外还有新加坡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土生华人博物馆（The Peranakan Museum）、国家图书馆，以及新加坡管理大学等。狂欢的开幕吸引了好多人，主持人激情澎湃，还有草地上拿着火把进行的打击乐表演——主办方可以说热情到家了！
2013年的新加坡双年展（已是第四届）不再像原先那样由一位艺术总监来确定主题和遴选作品，“如果世界改变了”这个仍然很双年展的主题是由来自东南亚的27名策展人组成的“策展团”确定的。在新闻发布会上，很多都跟我们说：“亚洲有很多个亚洲”，这届双年展就是要消融通常的那种国家馆的概念（比如威尼斯双年展），同时呈现不同的东南亚元素，用不那么地缘性的口吻说“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选择27名策展人是要触及“新加坡艺术博物馆的人不知道的东南亚各地的艺术”，而且也是为了避免全球各地到处跑、全部重要活动都参加的那帮策展人，对于作品也是这样[除了卡塞尔文献展上 文敬媛（Moon Kyungwon）和全浚皓（Jeon Joonho）的《世界末日》（El Fin del Mundo，2012）让人眼熟]。
所以，尽管新加坡国际化，但无论从人员上还是参展作品上，这次双年展却并未走国际路线，而是大力强调地域性和“强度”——和以前一样，SAM的身影无处不在，出乎想象。双年展的标题logo从中心指向四面八方的设计像一个路标，非常贴切于双年展的理念。在参展作品的遴选方面，策展人显然并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不管怎么说（按照SAM前馆长陈文辉的说法），新加坡双年展不总是为了一个成品，而是要强调彰显“创造性”，分分合合，从而“打破循环”。很明显的是，纷争确有出现，但也有化解，总之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次双年展的“动之以情”。
但就算这一切背后真有什么剑拔弩张，从展览的面儿上也看不出任何风吹草动。一切都已准备到位，作品的呈现也是经过了再三斟酌。例如，越南艺术家Tran Tuan的食指形雕塑《食指》（Forefinger,2013）被精心安排在博物馆中央和接待室的地面上，其中的一根指似有责备地指着接待处，其余的勾起来放在过道处。总之，给人的感觉是，这些作品都有叙事的趋势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指向。在SAM的这些“食指”作品影射的是越南战争的牺牲品，他们为了躲避服兵役就把自己的食指砍掉，这样就无法扣动扳机了。在楼上，Nikki Luna的作品《死亡季节》（Tiempos Muertos，2013）中，将近1000颗钻在三面墙上的玻璃橱柜里按照网格状排布，其中每个都是装着糖的树脂壳，表示菲律宾制糖业的人力开销——以及庄园主的经济收入。一楼摆放着Ahmad Abu Bakar的船（《直落布兰雅》 Telok Blangah，2013），里面堆满了瓶子，瓶子上贴着新加坡犯人手写的标签，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的境遇、希望和感受的良知。在路对面的SAM的副楼8Q里，可以看到一大幅用泥土在油画布上创作的作品。Talaangig艺术家组合的这幅作品采用了来自他们祖先之地的粘土制成的颜料，表达了他们的传统、历史、地域和精神，是对现代世界的农产业侵蚀力量的抵御。
我们会看到，某些作品总是有些一致之处。Khvay Samnang没有名称的5频录像（2011-13）也在8Q展出，表现了艺术家把头扎入金边的几个公共湖域，然后再用一桶沙子泼在头上的过程——这一举动象征了政府允许填湖并作为土地私自出售的政策。在8Q外有一个木制小摊，其实是一间挂着很多东西的简陋小屋，里面有玻璃罐、橡胶垫圈、编制的垫子、鸟笼子、锅、面具、海军服、贴纸和果冻模，在Anggun Priambodo的这件名为《Toko Keperlaun》作品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对艺术家来说没有用处，但对他人也许有用的物品。所以这些东西在这里出售(好幸运，笔者买到了一个全新的过滤式咖啡壶)，同时，这件作品也象征了在新加坡和艺术家Priambodo的家乡印尼正在消失的老式杂货店，也触及了这些小饰品所传递出来的消费主义。
在SAM还有一件Toni Kanwa的《生命宇宙论》（Cosmology of Life，2013），其中那些极其微小的木头人观众只有凝神注目才能看清楚。在不远处，Kumari Nahappan的作品《灵音》（Anahata，2013）是用4000公斤红色种子堆在一间红色屋子里，其简单但却多重的形式象征了多样的可能性。在SAM的楼上Nguyen Oanh Phi Phi令人震撼的拱门加上越南漆绘让站在其下的不同观众感觉到像是拜占庭礼拜堂，或越南乡村的小牌坊。
展览上最抢风头的还是日本的“teamLab”公司带来的数字互动装置《无序也和平》（Peace Can Be Realized Even Without Order，2012），其光控与声控效果让现场观众发出阵阵呼叫。
和双年展一同进行的其他可看的展览也包括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一个信息量颇大的历史性展览《一个变化的世界：1950年代-1970年代的新加坡艺术》和《迷失于未来：来自中亚的当代艺术》（策展人是以前拉萨尔艺术学院策展部门主任Charles Merewether），后者非常不错，感觉是故意和双年展的热热闹闹唱反调。在新加坡雅庭（ARTrium）举办的“点艺”项目也值得光顾，比沿着SAM往前走看到的“雕塑广场”有意思。新加坡的艺术界仍然属于刚起步阶段，双年展对画廊来说也许没有什么实惠，因为双年展是直接向艺术家进行创作委托。不知道参加双年展开幕的人群是不是也会光临周围画廊里的那些商业展览，例如也是由政府资助的Gillman Barracks画廊。
总之，第四届新加坡双年展毫无怠缓之意，就像一位资深业内人士所说的，这仅仅是大戏的开始。就算你这次没有碰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作品，也能预感到下一届的好奇与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