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闷热潮湿的亚热带细雨中，伴随着狂热的社交与交易，巴塞尔艺术展帝国第二次在其亚洲战线，即文化政治上处于转折期的特别行政区香港，拉开帷幕。可以想见的是，艺博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而支撑这种生命力的是迅猛发展而始终不够成熟的本地与区域性市场，以及逐渐扎根的艺术系统雏形。若将今年的艺博会与去年第一届香港巴塞尔进行比较，便可略见巴塞尔艺博会在亚洲初步确立的身份；再次前来参观的访客会发现这次展会中画廊在作品选择方面很快，且很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在今年的展览中，中低品质的艺术作品相比去年有了明显提升（更好的画廊，更少的媚俗作品），而展出作品总体来说风格保守——创新之作较为罕见。去年的实验性中国作品在今年展览中数量大大减少，而今年增加了不少的装饰性抽象作品。这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巴塞尔艺博会可以为实验性作品提供在亚洲展出的国际渠道。

有一些画廊所采取的慎重冒险十分有效，比如Rirkrit Tiravanija在柏林neugerriemschneider画廊具有挑衅意味的装置[《无题》（2009）、《把他信·西那瓦的头带给我》（2009）]，作品包括一些油桶烧烤架以及镀铬的香肠——后者形似另外一样东西。然而很多画廊因为太小或太谨慎，并没有选择冒险。很多画廊对于能够赚回不小的成本并认识不少新藏家已十分满足。极少数画廊愿意在本文中发言，除非是为了发表营销的陈词滥调，因此《燃点》决定不去引述任何画廊。北京公社呈现了仇晓飞之前的作品《样板间-厕所》（2007）以及一些现在看来更适合艺博会的作品（谢墨凛、刘诗园与王光乐）。长征空间带来了徐震的作品（《玩》系列）。老实讲，该作品若以独立展览的形式呈现则效果更佳，而长征空间展出的展望作品《石隐》（2012）则以微妙的透明形式体现该艺术家新的创作方向（参见Roni Horn的《无题（将未完成视为动词）》，2010-12，作品包括随时间与天气变换颜色——从薰衣草色到碧绿色——的双色玻璃立方体）。

空白空间展出了何翔宇很受欢迎的作品“尸体”，以及一些吸引人程度不等的绘画作品（高露迪、简策、刘任）。安全口画廊的展区十分有意思，其中包括一些香港与北京的艺术家。而施勇则很难得地在香格纳画廊展出了单件作品。

据说，David Zwirner画廊的展区设计围绕Oscar Murillo（即在画廊纽约空间开巧克力工厂的艺术家）。其他一些冉冉升起的美国艺术明星则展出于其他空间，如David Ostrowski, Alex Israel等。James Cohan画廊所呈现的作品之一为白南准的《电视床》。还有一个具有讽刺性、并无新意却很受欢迎的嘲弄艺术界的作品是Anastasia Klose的《山寨一站式》（One Stop Knock-Off Shop），其中包括根据顶级艺术家、明星策展人以及顶级画廊制作的冒牌T恤。

对于比较国际化的艺博会而言，它所具有的一个优点是将等级差异拉平，也就是说你可以同时在一个空间看到中国、德国和美国艺术家的作品。另外，观众还可看到一些不经常在香港展出的西方艺术家，如Carsten Nicolai、Hans Peter Feldman、Simon Denny等；而不利的一面是，展出单件艺术作品（当然是以销售为目的）令观众无法透过这一斑窥见艺术家整个创作的全豹。这只是些抱怨的话；我们当然知道到头来艺博会的目的是销售艺术。

香港巴塞尔艺博会的公共项目反响不一。为新兴艺术家设置的“艺术探新”项目很有意思，却选择了错误的赢家。Nadia Kaabi-Linke的地面/墙面装置包括了铜条标出的牢房平面图，作品漂亮，而策展选择却是懒惰的（Experimenter画廊，加尔各答）。这并不是否认作品有关囚禁与强奸的主题之重要性，而恰恰相反的是它们很重要。不论在艺博会、美术馆或是大街上，政治转喻虽说十分有效，仍不应优先于对艺术的批判性态度（这是艺术，不是街头示威）。换言之，不应本末倒置。远更具有说服力的作品——包括在政治上——是Ciprian Muresan和Serban Savu脆弱而压毁的硬纸板世界（Plan B画廊，柏林/克卢日），以及特别要提到的程然的录像与毁掉的钢琴（Leo Xu Projects，上海）还有James Capper可怖的挖掘机器人（Hannah Barry画廊，伦敦）。

由李振华策划的录像板块受到了其应得的关注。明年还应努力使其面向更为广泛的观众群（比如在建筑两侧、商店橱窗以及展览馆周围的通道进行投影）。比较薄弱的一环是“艺聚空间”，即香港版的巴塞尔“Art Unlimited”（“艺术无限”）——在瑞士巴萨尔艺博会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大型作品（墙面作品与雕塑）、装置与电影的展览——这并非因为香港这次展览缺乏有意思的艺术作品，而是因为该环节并未达到目的，即在销售巨型作品的同时，使观众感到兴奋与耳目一新，并为观众提供娱乐与启发。在香港，“艺聚空间”不仅没有为观众带来精彩，它还使观众渐失精力。它所处的环境是不合适的。如果在一个独立的展览空间，也许它会效果不错，然而在一个巨型展览中心里，在无法避免的画廊竞争喧嚣中，它必定失败。

此外，沈少民引人入胜的作品《我摸到了上帝的声音》（2012，奥沙画廊，香港）需要用到更好的灯光、独立性与安静环境。另一件脱颖而出的作品是孙逊极具奇思妙想——而又饱含批判性——的公民申请局《鲸邦实习共和国》（2014，香格纳画廊，北京、上海和新加坡/ S.T.P.I，新加坡），新加坡艺术家李文（iPreciation展区的李文个展是最好的展览之一）的《乒乓成圆》（1998）以及林明弘的《点》（诚品画廊，台北）。幸运的是，很多画廊都分别带来了受观众欢迎的大型作品——展望的《45度》（2014，诚品画廊），王浩然（Adrian Wong）的理发厅塔《催眠IV（宠物供应，香肠，按摩）》（2014，Rhona Hoffman画廊，芝加哥），王鲁炎的《W双向自动手枪D13-02》（2013，北京艺门画廊，北京/香港）以及张鼎的《猫》（2013，Krinzinger画廊，维也纳）。

就布展而言，今年和去年相差不大。巴塞尔艺术展在这点比谁都做得好（由于有如此众多的参展画廊，这项技能迫于所需而形成），然而这栋香港建筑物有些固有存在的人流问题，即在某些地点，尤其在三层后边，无法通到其他区域。这一问题需要通过建立一个终点站服务区来解决，例如一个艺术咖啡馆，或是Tobias Rehberger众所期待（其中包括《燃点》）的艺术吧“Oppenheimer”，可惜的是它只在特定时间开放（大多数时候它是空的，显得缺乏活力——这是个错失的策展与营销机会，即使说反之可能因使用而损伤作品）。

上周在香港开幕的展览比任何时候都出色，其中包括Michael Joo 在SCAD的展览（前往画廊的路程是值得的），白立方画廊的Mark Bradford个展以及Simon Lee画廊的Toby Ziegler个展，二者凑巧重叠，Gagosian画廊展出的具有美术馆品质的历史性Alberto Giacometti展览，以及de Sarthe画廊的中国现代派艺术家展览。奥沙画廊与基金会同往常一样举办了一个特别展览，今年为位于奥沙观塘和香港城市大学由Charles Merewether策展的《市场作业》展览。最重要的是，港岛南（黄竹坑/香港仔/鸭脷洲）艺术区现已明显确立。只望明年新地铁线的开放不会终止其发展——不过还是别抱太大希望。

目前为止最好的卫星项目并非Carsten Nicolai的摩天大楼灯光表演，虽说它非常吸引眼球（它是香港巴塞尔艺博会的极佳广告），而是唐纳天（Nadim Abbas）的Absolut伏特加艺术酒吧《末日延迟：数字朋克防空洞》，及其相关活动，其中Carsten Nicolai出任DJ而黄汉明（Ming Wong）出演Lady Gaga。此外，由郑志刚在K11艺术基金会临时空间策划的张恩利展览由于策展人的“名气”也十分引人关注。

香港巴塞尔艺博会相较确立已久的巴塞尔与迈阿密艺博会，可以说仍然处年少，但是它仍然是整个亚洲区域内最为重要的艺博会。它的影响力超越单纯的商业交易，而为严谨深远的展览与文化发展创造了适时的契机。M+，亚洲艺术文献库以及收藏古家具的两依藏博物馆（上周于香港中心地段开业）的运营并不依赖巴塞尔艺博会，然而艺博会吸引了手持名片与iPad的世界艺术圈领军人物前来观展，的确起到了推动这些机构走上世界舞台的作用。今年的氛围也许没有去年激动人心，展品也更加保守，然而在艺博会试水阶段，这样的情绪波动并非在意料之外。我们希望明年艺博会不会再被保守主义所主导，因为它不仅应当是寻找（在巴塞尔模式里）惊人国际作品之处，还应是探寻区域内强健的新兴艺术的地点，这才是世人渴望看到，且愿意不远万里前来观看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