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收录入燃点第三期杂志中（2016年春季刊）

他/她从海上来

深圳华侨城创意园OCAT深圳B展厅，2016年1月16日-2月28日

在程然的录像《在入睡之前 第一部分:河流与池塘》中，先是典型的都市场景：快速移动的人群，车水马龙，新旧交杂的楼宇；然后镜头切换到了一个人的独白，再是另一个人。两个人都用带着口音的英语复述着《河流与池塘》的睡前故事，一个人说着“河流”的台词，另一个则说“池塘”的。河流与池塘，在这里被用作对人生活状态的比喻：到底是在老家待着、还是到别处去？

人的流动状态或许同时兼具池塘与河流的特质：既寻求稳定，也寻求刺激；夹杂在两者之间，便会生出种种情绪。这些情绪自然因人而异，甚至对同一个人而言，有时也很难分清自己的感觉或状态到底更多是与离开家乡有关、还是和所在的新地方相关。展览中，杨沛铿用空的鱼缸及其冒泡的声响和晃动的光线来提示一种试图通过与外界隔离所获得的安全感；李燎用手机的自拍镜头录制了自己从住所倒着走到深圳的著名主题公园世界之窗，以此提示一种兼杂着顺应与拒绝的立场。程然的声音装置《漫无主义者》在展厅地上摆了几块漂亮的、带有异域风情的毛地毯，正中央放着一台新式留声机，双面黑胶碟播放着一些田野录音，旁边的墙上挂着这张黑胶碟的封面。封面用镜面镶配，上面反射着对面墙上李燎视频的影像。走到这里，暗黑的展厅似乎开始构建出一种私密的叙事氛围，不论是睡前故事、主观视角的自拍视频、抑或没有鱼却仍运转着的鱼缸，同时讲述着错杂的情绪；而这些情绪，被策展团队解释为同“生活在异乡”有关。其实这和真实一样无从考证，对一个去了异乡的人而言，或许永远也无法知道，如果自己没有离开、留在原地又会怎样。反之亦然。当然差异或许在搬家之后会更明显，以往在熟悉环境中的习以为常会在异乡变得熟悉之后回到陌生。这还和记忆和想象有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旅居者所体会的变化或可同时经历故乡异地两个时空，在比较中，固有的思考或会受到刺激而相应更新。

由陈立、瞿畅、曾文琪联合策展的《他/她从海上来》试图讨论人们对移居的美好期待与现实的艰辛之间所存在的落差；并将深圳这座移民城市作为参考背景，有意选择了几位来自珠三角艺术家的作品。然而实际的参展作品并没有真正聚焦作为一个群体的移民，也未针对性地同深圳的本土性结合。爱沙尼亚艺术家Karel Koplimets在他的作品《第11号案例：塔林辛基》（Case No. 11. Talsinki）中提供了直观的“出门”与“回家”的场景比较，并将实录与虚构并置。作品由一组正反面投影的录像与一件照片装置组成，双屏录像的投影尺寸同画面中所拍摄的港口通道等宽：在这一头我们看到搭船下班回家的人，在另一头我们看到手里拎着大包小包购物归来的人。照片装置里放着一艘船的照片，两边的喷雾装置喷出烟雾，使照片中的船看起来好像是在云端行驶。这让笔者联想到艺术家Christoph Schwarz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独自一人乘坐集装箱轮船从卢森堡到达上海的旅程与应运而生的录像作品。

展厅最深处的转角错落有致地挂着大大小小、画一般的照片，来自香港的摄影师刘卫翻拍了自家的新老照片（《【相册】系列》）。暗黄的色调喻示着记忆，画面因为只翻拍了局部而变得抽象起来。结合刘卫的家庭从大陆移居香港的背景看，这些场景类的照片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对艺术家而言，具体的人物关联和发生了什么并不那么重要，她所关注的是持续变化这种状态本身。

郑波的《为伊唱》以卡拉OK的视频形式播放着他摄录的香港菲佣大合唱，这是全场唯一一件社会参与型作品，或者用他自己的定义来说：“新公共艺术”。屏幕前放着一架立式麦克风，观者可以跟着画面中的歌词字幕一起唱。对于在周末到过香港的人来说，或许会立马想起在香港屈指可数的城中公共区域、甚至包括过路天桥，都被休假的菲佣占满的情景；还有在媒体上读到过的菲佣被雇主虐待所屈受、虐待的生活。这也让人联想到与菲佣过着类似生活的底层务工群体在异乡的生活景况。在这件作品旁设有一个阅读角，书架上放着一排与移民有关的或虚构、或理论类的书籍，供观者现场翻阅；还有一台屏幕，播放着深圳城市宣传片。我们看到这座年轻城市在既唯美、又磅礴的视频画面中被塑造成中国梦的缩影。

这场小而美的展览给予了一片可供自省的空间，观者在此或可回望并检视自己所挟带的故乡，同时观察并体味在别处的生活。不过带着一般主题性群展的常见通病，每位艺术家的单件作品被从其整体创作线索中抽离出来时，或许也容易削弱原本的力量。对于刚从上海迁居深圳的笔者而言，有关移居话题的讨论很及时，只是展览对移民、城市化及相应的新旧身份等种种议题似乎都未能展开和深入，而流于一种诗意且浪漫的轻盈排布，一如展览标题本身。在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与Fabienne Bernardini联合策划的《迁徙、异变与互相干扰的身份》及其专题研讨会中（2010年），台湾策展人、学者徐文瑞以“形成中的全球公民身份（global citizenship in formation）”为题探讨了“glocal”（global全球化与local本土性一词的结合）。这一或为关键的讨论语境似乎也未清晰体现在展览中。而有关移动中的身份转换，有趣的实例实在不胜枚举：从Patricia Highsmith笔下的天才雷普利，到23岁的阿尔及利亚裔法国男孩Frederic Bourdin如何成功冒充一个美国家庭走失了的儿子，以及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知名影片《逍遥法外》（2002年）中扮演的潇洒冒充者。在此，不同作品的组合或许能呼应策展团队本带有批判态度的对移居浪漫幻象的揭示，却仅以同样的浪漫轻轻掠过移居生活内部的粗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