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Girolamo Marri 翻译：房小然

在机场和飞机上度过18个小时之后，我直接进入了台北艺术博览会的会场，因为缺乏睡眠而有些头晕。 我在位于台北世贸中心1号展厅内的展区里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大约半小时，四周是6层高的混凝土扶手，裸露的楼梯和黄铜电梯，头顶是金属和玻璃天花板。我想象自己身在复古电影中，所有带徽章的人其实都是半机械人，按照程序要求出售带有鲜艳色彩的迷幻绘画，这些绘画从沙发后面窥探，并最终控制买家的大脑。当我转过拐角，瞧见自己在安妮施·卡普尔的镜盘中分裂成一百万个闪亮的碎片时，眼前一亮的同时，也差点失去平衡，跌在铺有地毯的地上。为了避免出丑，我决定先去喝杯咖啡清醒一下。

在前往自我救赎的路上，我经过香格纳的展位，停下与香格纳的创始人劳伦斯·何浦林打了个招呼，每次赶赴世界各地参与与中国艺术相关的活动时，我都会碰到他。他告诉我他很喜欢这个博览会，据他说，自15年前第一次参加台北艺术博览会之后，艺术家周铁海在那届博览会上曾为公共提供厕所造型的蛋糕，台北艺术博览会一直在稳步发展。 他觉得对画廊地域性的严格要求（许多人可能认为这是台北艺术博览会的缺点）实际上成了台北艺术博览会的特殊标签，将其与其它艺博会区分开来，后者因包括同样的国际画廊而看起来彼此雷同。

劳伦斯的观点可以通过数据证实。参加本次博览会的141家画廊中，约有60家画廊来自台湾，剩下的只来自12个国家/地区，且大多为东亚国家。台北艺术博览会似乎很好地展现了当地的艺术风貌与特点。例如，我在这里看到大量灵感源自单色画的绘画和现代宣纸水墨作品，但没瞧见模仿贫穷艺术的奇怪作品。与更为西化的艺博会所呈现的作品相比，台北艺术博览对作品的选择显然与公众的关联更为紧密。

几分钟后，我终于摆脱了半梦半醒，这要多谢我在VIP休息室购买的那杯咖啡。在我头脑清醒之后，首先看到的是展厅里由某位展览赞助商提供的浅蓝色奔驰车。 我一边返回展厅，一边哼唱着鲍勃·迪伦的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蓝色的宝贝”。

我返回香格纳的展位，认真观瞧了一番。展位墙上满是艺术家二人组鸟头最初受东京国家艺术中心委托创作的两组摄影作品。照片的选择并没有依据某个特定概念或出于某个展示目的，只是由艺术家拍摄并希望放在一起展示的照片。劳伦斯还向我展示了鸟头根据同一原则，或者说没有原则，出版的几本书。我发现里面的作品堪称大师之作，书中体现的技能和想象力之强，根本无需贯穿全书的主题。

艺博会的预展瞧不到几个西方人的身影，我想他们很多人会选择涌向同期在巴黎举办的FIAC和Asia Now。时至今日，想确定艺博会的举办日期可并不容易。毕竟一年只有52周，其中某些时间（例如圣诞节，东西方的新年或最热的夏季假期）显然不利于销售。此外，Frieze和艺术巴塞尔都试图在兜里有闲钱的富人聚集的地方举办，而几百个地区性的艺术博览会也正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所以日期上恼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顶尖艺博会的日期还需再过几周才能确定。如果有免税周，那就更好了。

在一个小展位的墙上，我看到了70和80年代日本动画的静帧画面。 奇怪的是，在意大利，像我这个年龄的大多数人都是看着此类动画片长大的。进入这个展位，他们会感觉仿佛回到了童年。我刚想拍几张照片发给朋友们看看，画廊助理来到我身前，礼貌地要求我不要在社交媒体或其它任何地方发布这些图片，因为画廊没有使用这些图片的权利。我本想问为何会出现这种奇怪情况，但意识到事实本身已不言自明了。

幸运的是，第一天神魂颠倒的我没有看到深圳新媒体艺术团体MOTSE的装置作品，不然肯定会让我脑袋更混乱。第二天，我花了40分钟，一边从一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一边与MOTSE的两位艺术家交谈，他们很渴望给我详细介绍一下他们的作品。这些对于并不遥远未来臆测的作品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我来说，这有些太过明显和直接了，但我还是被作品完美的技术，令人愉悦的视觉和声效深深吸引了。这个艺术团体的构成也令人很感兴趣，除两名制作音轨的英国人之外，其它成员由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40名艺术家组成，所有作品都是在深圳一家工作室里制作而成，拥有如此众多的成员，同时也衍生出许多艺术和合作项目。在上海宝龙美术馆刚举行的大型展览里，该团体展出了他们的17件作品。

MOTSE的作品是作为博览会的公共艺术项目展出，其中还包括墨斋代理艺术家徐冰的作品：《背后的故事：春云叠嶂图》。当你走到这幅看似传统水墨山水画的背面，你可以看到作品实际是通过光照射日常物体，如布或细绳， 将阴影投射在前面半透明纸上，从而产生烟雾萦绕的山峰和瀑布的错觉。作品很出色，但不如艺术家其它系列作品那么深刻和打动人。

晚上，我和在台北生活了7年的老朋友们共进晚餐。他们喜欢台湾，最喜欢这里的山，台湾的山虽然看似遥远，但去很容易，而且未受到破坏，此外他们还喜欢台湾不那么严重的官僚主义，当地人和外国人可享受到优质服务，以及每个人的真诚善良和互相尊重。

然而，令我惊讶的是他们颠覆了我对台湾一贯的印象：对非台湾人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多认为台湾比大陆更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但据我朋友们说，为了使自己有别于祖先所在的中国，台湾人实际上故意舍弃了许多独特的习俗习惯。例如，你不会看到老人身穿中式领上衣，脚踩功夫鞋在公园里散步；也看不到聚会上的女孩身穿丝绸旗袍；很难找到可靠的中医医生；而岛上著名的乌龙茶（我在罗马时很喜欢买来喝）也主要用于出口，当地人其实喝咖啡等等。瞧着我一脸难以置信，他们最后还告诉我，在台湾吃的真的不好，与搬到台湾之前曾经住过的上海不同，台湾人很少有人做饭，大多人厨房里只有微波炉，每日三餐以吃便餐和垃圾食品为主。

当然，我在台北只住了两个晚上，且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参加艺博会上，没时间去验证或驳斥这些可怕的说法，但我觉得这是值得一提的话题，所以秉承当代新闻报道者的操守，将此事记录了下来。

上海的言午画廊总体并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展位外墙上挂的大量假甜甜圈照片并不吸引我， 但我喜欢李孔的画。他的作品谈不上多么惊人的原创或技术卓越，但严谨的结构和柔和的色调拨动了我忧郁的心弦，而且也与每年此时的气氛非常契合。当我得知李孔还很年轻，也没接受过正规艺术教育后，更想在此提一下他的作品。他只是曾参加言午画廊组织的比赛，并得了奖。 然后，顺利举办了个展，而首次参加台北艺术博览会的言午画廊则自信满满地选择展示（显然也是出售）李孔这些低调的画作。

当天晚上10点30分，台北艺博会和Artnet举办的晚宴正式开始，而我却是午夜过后才到。当天一直在下雨，这种天气在台北很常见，他们不得不停止播放音乐，而有人忘了把小点心盖上，所以点心看上去潮乎乎的。还好，调酒师很慷慨，晚宴气氛非常轻松，大家都很开心地与他人互相结识。无论是在宴会，还是在本次艺博会上，与那些令人陶醉的其它博览会不同，在这里我感受不到一丝嫉妒和沮丧的迹象，也没有察觉到自命不凡或虚荣。当我最终和一些熟悉的老面孔凑到一起时，有人说：“这感觉就像2010年的上海！”，我必须承认他这话说的没错，当年上海也曾经如此：注重本土性，既熟悉又真实，意料之中又有惊喜，还有一点点凌乱。

凌乱与否且不论，本届艺博会显然是成功的。仅在预览日当天，交易额就达到了3600万新台币，约合117万8千美元。

鉴于艺博会过去几周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实在令人瞩目。由于大陆停止给个人前往台湾颁发签证，为了能让大陆的画廊，藏家和新闻记者参加，博览会不得不承担他们前往澳门的费用，并从澳门获得商务或专家签证 。艺术品的运输也同样复杂，许多画廊只带来那些无需托运，可以放在手提箱里的小件作品。

与往届相比，本届艺博会除了要面对签证问题，还将展览的重点转移到马来西亚和日本，今年无论是画廊还是收藏家的人数，这两地都远超大陆。

台湾画廊协会理事长、兼大象艺术空间负责人锺经新坦诚且自然地回答了记者的各种问题。离开台湾当天，我在预定的记者早餐会上见到了她。当天我的状态也不尽如人意，所以我在盘子里塞满鸡蛋和饺子，然后坐好，任由其他记者问一些聪明的问题。

大部分问题都集中在台北艺术博览会与台北当代艺术博览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对于后起之秀的缺乏自信，锺女士即没掩饰，也没有夸张，她告诉记者，对方既没有与现有博览会进行适当的交流，甚至没考虑在同一日期举办的可能性。台北当代艺术博览会将在1月举办，这个日期的选择很奇怪，极其接近台湾大选以及农历新年。她还发现，台北当代艺术博览会仅接受台湾20％收入最高的美术馆，因此无法很好反映台湾艺术发展的现况，同时她还指出，台北艺术博览会接受所有想展示自己艺术的台湾画廊。

这不由得令我又对台北艺术博览会所采取的激进的地方主义进行了反思，这次我想，如果对画廊的选择更加严格一些，那么目前展品尚未达到高标准的情况或许会有所改观，展品的整体质量肯定也会有所提高。

不管怎样，台北艺术博览会已连续举办了26届，现已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艺博会，我认为适当的竞争不但可激发它本身的活力，也有利于它调整策略重点，更好地发展下去。

几小时后，在我还没登上飞往罗马的中转航班，在香港机场等我的鱼丸汤时，我简单写下我对本次台北艺术博览会的印象： “它既非常年轻，有着少年的不安感和乐观主义精神，也亦苍老，透着一丝饱经世故和人之老矣的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