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中国艺术圈充斥着风波、压力与低谷，而似乎少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在这现象的背后是破纪录的拍卖、各种国际展览机会以及艺术家们不变的野心。这点也许没有什么变化，而像往常一样，我们很难衡量那些非纯商业性质对艺术的回应。总的来讲，2013年是紧张而模棱两可的一年。

首先要提到的是“ON/OFF”，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对年轻一代（以及他们的收藏家）的巨型致敬展览。展览在空间里的布置十分尴尬（从一个专门展出绘画的房间开始，然后再到影像、装置和摄影，最后以一些大型装置结尾），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体现出这些艺术创作的参差不齐与任性。据参展艺术家们评论，展览更像是个艺博会，而艺术家们为了应对数量及频率不断上升的展览，创作新作品的压力也很明显地有所增长。对此，艺术家的反应包括形式不一的反击，如重返纯粹的工作室创作、漠不关心或是嘲讽“当代艺术家”这一头衔，以及为了创作更多有销路的作品而作出的对策大转变。

在大陆的商业画廊间，仅有少数中国艺术家带来了真正高质量的作品。在北京，博而励画廊展出了唐宋的“挽歌”，其源于诚实思考的抽象力量获得了名至实归的关注。5月，程然在麦勒画廊的展览“最后一代”引人深思，而魔金石空间的“I Am Not Not Not Chen Zhou”仔细而引人入胜（尽管这位艺术家在该画廊的下一个作品——一只悬挂的塑胶鸡——由于过分自信而令人失望）。空白空间的群展“备忘录I”以及Hadrien de Montferrand画廊的群展“新写实：第一回展”十分鼓舞人心——尤其是后者，它提出了一些对画像非常个人的观点。一些现有的小型画廊似乎在展览质量上有所下降，然而一些新面孔（比如说杨画廊；注意不要和杨·国际艺术中心混淆）在2013年期间带来了厉槟源与董媛等艺术家的展览，展示出不小的潜力。佩斯北京长时间展出的张晓刚和尹秀珍个展（二位分别是拍卖和双年展老将）使得画廊活动进展缓慢，这或许是因为佩斯将目光转向了香港而有些分心。

私人美术馆方面，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带来了王兴伟的巨型同名个展，艺术家惊人随性的多变令人倍受鼓舞。在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的开幕展览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尽管理由不同。菲利普•皮洛特的“歧异花园”展览策展言所传递的并非乐观的憧憬，而是引起争论的触动，其中他对中国许多私人美术馆的展览所受到的侵蚀进行了反思。这两个展览都来得适时。然而，期待已久的“杜尚与/或/在 中国”却令人失望。

2013年，无论在画廊或是在美术馆，外国艺术家的展览都很有力量——起码在北京。爱尔兰艺术家布兰登•厄尔利（Brendan Earley）在麦勒画廊展出了一个很棒的个展（“午夜之城”），而贝林德•德•布鲁伊克（Berlinde de Bruyckere）的黑暗系雕塑也为常青画廊带来亮点。林冠画廊对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作品的精炼回顾值得多次参观。泰伦•西蒙“一个被宣告死亡的活人及其他章节一至十八”在尤伦斯中心一直展出至2014年初，其分量远远超出过去一年来中国的大部分展览。

第一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还有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展的终止为上海带来的相对衰落（虽然说宣传甚少的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以及据说会在2014年复出的上海当代艺术展可能为上海带来复兴），让2013前半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些反高潮，而2013年末则在多方面达到高潮。中国作品的拍卖价格——其中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在香港苏富比卖出了2,330万美元，而赵无极1958年的油画作品《抽象》在苏富比首个内地拍卖会上拍出了1,470万美元——创造了惊人的新纪录。今年还涌起一股水墨潮，一些新画廊为顺应潮流而兴起，而12月初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幕的巨型展览（“水墨艺术：借古说今中国当代艺术”）则证实了这一风潮（虽然说展览评论不一）。然而，月底的汉雅轩风波很快转移了众人的视线，曝光了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后“丢失”的中国艺术作品的真正命运，然而近期汉雅轩发表了一篇声明讲述了故事的另一面。在美国，近期在迈阿密卢贝尔家族收藏馆展出的“中华廿八人”吸引了媒体的目光，然而展览作品却与预想的差别不大。

有了上述及其他活动，2013年就这样有些坎坷地过去了。除了去讨论有关未来的预期、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现状以及在任何地方都会对艺术产生影响的因素（如市场、工作室\展览空间价格、策展人循环、各种机构的谋略）——起码站在笔者角度，很难确定从何判断接下来的去向。当2014年开始带着更多展览与活动加速发展时，我们期待知道这种不确定性将被什么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