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个房间”

龙美术馆西岸馆 (上海徐汇滨江龙腾大道3398号), 2015年九月九日至十一月七日

近日于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开幕的《15个房间》是由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小汉斯）与克劳斯·比森巴赫共同策划的一个现场艺术展。这是“房间系列展”的第五届、也是最新的一届，延续了系列展简单且看似诱人的基本框架：15件不同的表演艺术作品干净地呈现于15个房间，展期开馆时间随时都可观赏这些作品。策展人将之称作“活的雕塑”。

“房间系列展”始于2011年英国曼彻斯特艺术节的《11个房间》，其后逐年举办：德国鲁尔艺术节的《12个房间》、澳大利亚悉尼卡尔多公共艺术项目的《13个房间》及巴塞尔艺博会的《14个房间》。奥布里斯特在发布会上说的冷面笑话：“或许在2100年，项目就会有100个房间。”此届在中国的版本展期逾六周，与前几届一周至三周不等的展期相比，是“房间系列展”迄今为止最长的版本。但这仍难与剧作家欧仁·尤内斯库的作品《秃头歌女》自1957年每晚在巴黎de la Huchette剧院连演的长寿相比，而后者恰是奥布里斯特多年前这一项目的策划灵感来源。

展览场景（建筑空间：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建筑事务所设计）

当然，展览不乏令人愉悦之处。对公众而言，把作品藏在每扇门后面成功制造了一出悬念。从某种角度看来，这种展陈方式不失为推介表演／行为艺术的好方法；毕竟，在同一个地方、在开馆期间展示15件不同的表演艺术作品，让观者得以灵活安排参观时间——比如在午饭之后、下午茶之前——而不像如今一些大型展览在令人兴奋的同时也让人精疲力竭。

类型不同的参展作品分别来自不同年代、国家的艺术家，颇具吸引力。有小野洋子（《触片》，1963）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艺术必须是美的，艺术家必须是美的》，1975）等大牌艺术家的作品；有罗曼·欧达科的《交易》（2011，由表演者邀请观者与之交换一件物品）与提诺·赛格尔的《这是交易》（2002，表演者邀请观众分享自己关于“市场经济”的观点，并由此生成不同程度的信任关系）类关系美学之作。阿洛拉和卡尔萨迪利亚的《旋转门》（2011）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舞者组成的“人墙”会慢慢旋转，好像一道旋转门；舞者的动作源自政治抗议、阅兵仪仗与合唱队列，通过身体行动在最大限度上利用了展示空间。

当然，参展艺术家中还有五名中国人。徐震的《只要一瞬间》（2005）总能令人忍俊不禁，表演者看上去就像被魔法凝固在了自由落体过程中的一瞬。曹斐的《即将到来》（2015）设置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两名女孩儿在空中荡秋千，每次荡起来都试图用脚去触碰乐器。张洹的《2015家谱》显得徒然无力，在演员脸上用书法重复书写家谱（要记得：展期长达六个多星期）。笔者忍不住自问：要是策展人挑选张洹更为粗野的一件作品会怎么样？比如《12平米》（张洹浑身涂满蜂蜜，坐在一间茅厕里，任由虫蝇叮满全身）。当然，这是绝对不会在如此的美术馆空间中发生的；更不消说种种法律条规与公共空间的卫生准则了。（事实上，“11个房间”时，策展人想要重演美国艺术家John Baldessari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件旧作：一具死尸被摆成意大利画家蒙塔纳（Mantegna）的画作《死去的基督》（Dead Christ）中的姿势，又或杜尚的作品《现场》（Etant Données）中裸女的姿势；但却因医疗道德与相关法律而未能实现。）

开幕式上来了不少艺术圈内人士。除了参展的15件作品外，还有些独特的风景可看：画廊主围着顶尖策展人，顶尖策展人则警惕地看着藏家与艺术家。由于观众“参与”而排起的长龙在作品前纷纷自拍不断。当然问题也不少：裸体不可避免的缺席（在中国、又在如此高调的一家美术馆），和设计得像博览会展位一样的展厅房间。还有艺术家不亲自表演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表演的表现是否可能或需要就早有争议。（Allan Taylor在《对（误）表现的纪录：论表演性摄影的档案未来》中写道：“纪录之于现场艺术而言仍是瘟疫，自从Peggy Phelan声称纪录是对现场性的’背叛’后，学术上就此问题的争议不断：究竟对现场的纪录能否代表作品本身。” Hal Foster也讨论过这一问题：“十多年来，美术馆重构了众多行为与舞蹈的舞台，其中不少作品都创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们半死不活地被重演，像僵尸一般被引入这些机构。”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极端粗野的作品无法在此类展览环境中展示——不论是前文已提及的张洹，还是Chris Burden或肖鲁的枪击，抑或何云昌作品中身体的痛楚与伤害，甚至朱昱“吃小孩”所引发的惊骇与恐惧，还有唐狄鑫种种（略显疯狂的）干预行为。然而这些作品在此种环境中展出或许也是无效的，而参展作品却得以在展期间持续地、重复地（演员可以交替）呈现。简而言之，没痛苦、没裸体、没起承转合。

话虽如此，许多参展作品仍能带来愉悦，比如布鲁斯·瑙曼的作品《墙-地板的位置》（1968）。有些作品的新版本在移至展厅时仍能保持与原作题旨的相关性，如胡向前的《两个男人》（2008），原作本是发生在公共街道上。脱离了原先的语境，分别身穿红点与绿点连体衣的两名舞者将注意力单纯集中在肢体动作上，或许如此一来，交通灯的红绿色更恰如其分地进一步抽象化了。

世事轮回，从设有种种限制的画廊或机构空间出发的概念艺术，到或多或少莽撞粗俗的行为艺术，如今回到了起点：一尘不染的白盒子空间。即便展览为观众提供了不错的机会来欣赏这些著名的行为作品，我们仍不难察觉“15个房间”所提供的此种便利也需要付出代价。或许我们还得问：“如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