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克里斯坦•扬可夫斯基

作者:Chris Moore 墨虎恺
译:Gu Ling 顾灵

克里斯坦·扬可夫斯基(Christian Jankowski,出生于1968年)的艺术实践包罗万象,有雕塑、绘画、装置、介入、视频等,其中也大量地包含了他人的参与。他的父母都是波兰人,这无疑是他幽默感的来源。他在哥廷根长大,但并未止步于斯。他在斯图加特国立造型艺术学院担任教授,但非常明智地选择居住在柏林。去年12月他被任命为2016年宣言展,即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负责人,展览将于明年在苏黎世举行。第10届宣言展由卡斯珀·柯尼希(Kasper König)策展,在圣彼得堡举行,展览因为有关俄罗斯审查法以及在乌克兰开展的活动而身陷舆论纷争。

克里斯坦·扬可夫斯 基,《羞辱盒子》,录像 剧照,2012 / Christian Jankowski, “Shame Box”, video stills, 2012

CM我在看你为斯图加特的展览所创作的作品“员工简会”(Dienstbesprechung, Briefing, 2008)。斯图加特是一个如此无聊的城市,以至于你会取这样的标题吗?对宣言展而言,这是一次很好的实地预演吧?

CJ: 它与宣言展有许多相关性,确实是的。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它同样将焦点关注于职业、职业的转换、以及不同职业活动所提供的各种不同见解。

CM: 况且,宣言展——无论公允与否——不仅被称作欧洲的双年展,而且还是欧盟的双年展,这里面有非常行政的一面。

CJ: 没错,它也是一个非常深入检视策展人这个职业的双年展。

CM: 作为第一位担任宣言展策展人的艺术家——你认为艺术家和策展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CM: 很快即将迎来达达主义运动的100周年纪念,而宣言展会在苏黎世举行,也是达达主义的中心之一。通常人们提起达达,会很自然地认为杜尚是主角。相较于艺术家的身份,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更为出色的策展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那么作为艺术家或者作为策展人,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

CJ: 对我而言,这是可以扮演另一个角色的一次机会。这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20年来我始终创作自己的项目,而现在也要思考一个试验性展览的形式,并且要将之与我作为艺术家的天然兴趣联系在一起。我觉得不可能发明出存在于我自身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我的兴趣一直都有一种表演性的元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所涉及的是]要深入到那些通常在艺术界之外的不同的受众群体之中。我觉得苏黎世是我能够这样做的一个完美空间。

我想接触一下商业领域里的单位,无论是私人的或是商务的空间,因为我觉得这会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

克里斯坦·扬可夫斯基,《讨论雅典》,录像剧照,2003 / Christian Jankowski, “Talk Athens”, video still, 2003

有关为企业策划的问题……

我参与了一些“场域特定Kunst-am-Bau [site specific]”的项目,例如一个保险公司的项目。但到最后我感到在探讨问题方面仍然有所欠缺。没有一位受邀艺术家真的做出了什么,因为公司里的老板们会突然走过来说“噢是的,或许我们明年可以照这样做,但还需要些其他新的想法”。我觉得这样的讨论非常诡秘。如果类似的事发生在维也纳的艺术史博物馆,记者们肯定会写点儿什么。但在这里[与企业的合作],一切都是非常封闭的回路,一旦某个概念落空,便不会有更进一步的探讨——没有第三方的观点来做评判并且发出质疑“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它会被即刻地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掌握着钱,他们拥有场地空间,而且当然了,最后也由他们来拍板。

CM: 我在纳闷,不知道现在的双年展是否还有潜力能够真正地具有挑衅性,因为它们一方面事关娱乐,会涉及到公众的参与;而另一方面才是这种批判性。我不知道这批判性的一面现在是否成了一种根本性的缺陷,或者说一个双年展想要真正具有挑衅意味,唯一的方法不是去挑衅而是制造争议——是否只有这样双年展才能造成轰动?

CJ: 我认为在这种试验的最初——艺术家和主办方之间有一种类同联姻的关系。如果这种交流方式没能成功,这样的失败会被记录下来,之后被认真地思考到底是否是失败。但是我相信我所选择的艺术家并不会只顾着这些有趣的方面。我认为这些艺术家们会自动地去寻找那些有可能引起紧张局面的职业。我倾向于那些能够在一对一的谈判中涌现出来的问题,艺术家的想法被提出,然后得到回应,然后能有所进展。在进展过程中又有问题被创建,会让我觉得更好。这种针锋相对的初衷应当是中立的——你应该[首先]认为一切皆有可能,然后发问,“为什么并非一切皆有可能?”

克里斯坦·扬可夫斯基,《艺术市场TV》,录像剧照,2008 / Christian Jankowski, “Art Market TV”, video stills, 2008

艺术家是核心

CJ: 对我来说处在核心的始终是艺术家——由艺术家来选择具体的职业。我们现在正在制定一份苏黎世所有职业工种的清单。这对于受邀艺术家来说会是一个起点,这样他们就能对自己感兴趣的职业进行“跨界”,与相关职业的人一起工作。所有职业都伴随着某些对艺术进行利用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有趣的地方。

CM: 你谈到过阅读艺术画册时候的困难,不仅是宣言展的画册,还包括其他许多画册——这涉及到可获取性。那么这次宣言展的可获取性,或者说易接近程度会是怎样的?

克里斯坦·扬可夫斯基,《我们相遇的那天》,录像剧照,2003 / Christian Jankowski, “The Day We Met”, video still, 2003

CJ: 这与我们的一些作品类似,我在其中试图建立一些规则,以及事件环环相扣的结构框架。当然,它现在还必须由艺术家以及合作者们的想法来作为填充。但是我也同样受到那些你有时只用三四句话就能描述的事情的启发,那些与艺术无关的人们也会感到有趣的事情。举个例子,或许我们会把一处私人住宅变成向公众开放的美术馆,人们穿过别人家的客厅进入卧室去看作品。对我而言这相当刺激。这可能与在艺术机构中的展览完全不同。

我不认为所有的艺术都必须是可见的,但这也正是为何这类作品将被放置在展览第三阶段的原因,我们称之为——有一个极具诗意的名字——反思馆(the Pavilion of Reflections),它将作为那些非常微小的或是隐秘的作品的调解,或者是某些只存在一秒钟的“想法式”的作品,借助可录制的媒介,它们会被转化成可见的、可讨论的东西。

克里斯坦·扬可夫斯基,《16 毫米秘密2 》,录像剧照,2004 / Christian Jankowski, “16mm Mystery 2”, video stills, 2004

CM: 它们也同样有可能会失败?

CJ: 如果你与另外两个人一起工作,有时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或者一切都不发生,而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那还会有一个“电视真人秀”来记录彼此的碰撞和问题。我觉得即使是一个失败了的项目,也并不意味着宣言展是失败的。

CM: 你能否也谈一下如何涉及语言和文化的议题——因为欧洲的观众有各自不同的背景,而且此外还会有欧洲以外的观众,他们对于宣言展的了解可能仅仅来自于报纸和在线文章所带来的体验。

CJ: 是的,Sepake Angiama是教育项目的主管;我希望她能在“思考映射馆”中有更多的参与,因为这也是一处可以获取大量信息的地方,并且你还能看到以调节形式呈现的众多卫星项目[活动/展览]。在白天人们可以在这些卫星展上四处走动,然后晚上到这里来看一些相关的东西,或者你可能想第二天去,然后提前获得一些卫星展的资讯。不过这儿也有个问题——我在思考“思考映射馆”将被如何应用,让它兼有文献展dOCUMENTA的方式,并且对除了策展人以外的人群也同样产生作用……等等。我想要一种语言,还有一些问题,使得艺术家们以及整个参与苏黎世项目的人们都能轻易地理解。我认为有直接的、诚恳的问题这样非常好。通常情况下,你所面对的是经验丰富的记者来担当话题的阐释者,然后主办方和艺术家们就会调整到某个特定的水平来呈现自我。如果突然来了一群学生,然后提出各种天真的问题,这往往才是最难回答的,尤其是当你的项目仍然以一种极其复杂的方式被呈现的时候。

克里斯坦·扬可夫斯基,《我们相遇的那天》,录像剧照,2003 / Christian Jankowski, “The Day We Met”, video still, 2003

CM: 看来项目都还在进展中,那么有没有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项目可以与我们分享的?

CJ: 会有一个展览是由已经存在的作品组成的——哪怕这件作品只是一周之前的创作。因此我会把它放到三个机构当中:卢云堡建筑群[其中包括苏黎世美术馆]、海默赫斯[Helmhaus,一个博物馆]、以及伏尔泰酒馆(Cabaret Voltaire)。我们会对伏尔泰酒馆进行整体重塑,将它转变为一处艺术家的公会组织[Zunfthaus der Künstler],附带一个卡巴莱歌舞表演艺术餐馆[Cabaret der Künstler]。

CM: 这也同样参照了早期的达达运动。

CJ: 这确实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还会用到雨果·鲍尔(Hugo Ball)标志性的舞台。这个舞台是大家的,每一个艺术家——不仅是视觉艺术家——都会被邀请来这里,他们通过提交项目加入这个艺术卡巴莱,随后遵循相同的概念与另一种职业协同合作。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加入其中,你可以请另一位其他职业的人,指导他们如何表演,或是与你一起合作,然后这个人在卡巴莱的舞台上表演10到15分钟。这是一个开放的舞台,会持续100个夜场。

CM: 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表演者。

CJ: 是的!我们会在建筑上把伏尔泰酒馆做一个分割——让它变得更为幽静。白天时,它将为宣言展的支持者们所用。

CM: 这很有趣,因为卡巴莱[在精神上]有一点类同于的小丑角色——就像是中世纪城堡里那些逗乐国王的弄臣。事实上他们是在向权威说出真相,拿这些真相开玩笑,然后还能逍遥法外,因为那只是一个笑话、一首歌。所以很大程度来说,这将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脱稿演出,不是吗?

CJ: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会看到些什么。 

CM: 这或许会是最具有挑衅性的一件事吧……?

克里斯坦·扬可夫斯 基,《趾高气昂》, 清漆铝,尺寸可变, 2012 / Christian Jankowski, “The Grand Gesture”, varnished aluminum, dimensions variable, 2012

CJ: 是的!(笑)所以现在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会邀请一些驻台音乐家和时尚设计师,还有那些受训要成为马戏团成员的人,或者任何你觉得可以算作是艺术家的人。每一位你认为算是艺术家的人都可以为另一些特定职业的人提交这些演出项目。

我并不打算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展览上,不过当然了,这总体上是由我的兴趣在进行的,而且也是由作为艺术家的我的立身之处所决定的。我早前描述过一种双赢的局面——这是首要原则。我还认为如果某些人可以将其看作一件艺术作品的话,那么宣言展还可以收获额外的加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会很糟。对我来说,有一些艺术家所策划的展览会让你觉得更像是畸形真人秀,属于用人不当。

如果这是一个好展览,人们会说“哦,扬可夫斯基是策展人,这个展览还OK”,那我会挺高兴的;如果有些人问道“啊哈,唔,这是一种与他相关的试验性展览的形式吗?或者这个展览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雕塑、一场巨型的表演?”,那我也会挺乐意接受的——只要它能激发你产生有关展览的想法就好。

克里斯坦·扬可夫斯基,《讨论雅典》,录像剧照,2003 / Christian Jankowski, “Talk Athens”, video still, 2003

备注

1. 1986年,扬·霍特(Jan Hoet, 1936-2014)策划了展览“客房(Chambres d’Amis, Guest Rooms)”,50位欧美艺术家受邀为50处在根特的私人住宅创作作品,之后向公众开放数周。霍特是S.M.A.K.

(比利时根特市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和策展人,他从1975年开始在那里工作,直到2003年退休。他还策展了第九届卡塞尔文献展(1992)。

2. 伏尔泰酒馆是雨果·鲍尔(1886-1927)与妻子艾美·亨宁斯(Emmy Hennings, 1885-1948)共同创立的夜总会的名字。它1916年2月1日开张,是一处服务于艺术和政治诉求的卡巴莱式餐馆。其他创始成员还包括超现实主义诗人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 1896-1963)、艺术家苏菲·陶柏·阿尔普(Sophie Taeuber-Arp, 1889-1943)以及尚·阿尔普(Jean Arp, 1886-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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