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2016年8月19日到2016年10月23日
要注意在空间的战略中权力关系的重要性和利害：“当权者”、集团、管理机构、资本和资本家、制度、人民、国家等等之间的关系。经济对于政治（或者反过来）的内在关联，由此获得了它的作用和意义。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就在两个月以前，大抵是八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一场和建筑有关的“圆桌”会谈在泰康空间进行了。由于发起方，神秘的知识分子集合pills的强烈要求，这场活动在它发生的时候并没有做任何宣传。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黑衣人在这个被摄制组的各种灯光机位开麦拉强行乱入到面目全非的白盒子空间里反复纠缠的主题除了建筑还有空间资本学科规训实践理论……，而这一切不过是，用其中一位偶尔走神的参加者的话说，让已经成为黑词儿的那些词儿更加黑：二十世纪建筑学科从理论和实践上的兴起也标志着一种随即一定会成为过剩的生产，不仅仅是建筑本身，还有关于建筑的话语，正是后者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这篇文章。
是的，本文在最根本意义上是一份话语批判：对建筑与展览的结合这种新型话语（在中国这不过是近二十年才有的事情）。此前，建筑又是怎样被话语化而传播的呢？比如，在建国十周年曾轰轰烈烈地推出了首都十大建筑，但这些尺度巨大洋溢着民族主义的庙堂并不能向所有的人民开放（当时各省进京需要办理进京证明方可），它们必须被呈现、转译、传播，而这反而更好地凸显了建筑背后的，也是更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那时候的建筑-话语包括摄影、报刊、宣传画、新闻影片等，这是一种整一的、工具性的话语，来自同一个源头也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对工具性话语的批判，只能是一种技术和策略层面的批判，就像我们不可以批判镰刀，它虽然可以杀人但也可以割草。
真正的批判要到建筑的话语摆脱工具性的窠臼而进入到一个部分（准）自治，呈现性与表现力结合，复杂和多维的空间才得以进行。而本文所要考校的对象正同这一转折的关键历史时刻紧密相关。文革的结束，社会的解冻，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新思路的转变，这是“设计改革：国际饭店与中国建筑1978—1990”展览所集中呈现的7个饭店建设项目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北京饭店东楼，北京建国饭店，北京香山饭店、北京长城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南京金陵饭店，上海商城——这7个样本的项目作为当时的重点建筑，浓缩着一种时空维度上的重要性。从历史线索看，它们同此前的意识形态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从空间逻辑看，它们将东方神秘的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连。正如展览主题陈述中所言，“随着中国官方、建筑师、规划者与外国投资人、设计师、开发商共同定义、明确、把握中国改革进程的面貌，新型的跨文化交流在全国范围内的国际饭店中应运而生。”而这个名为“设计改革：国际饭店与中国建筑1978—1990”的展览，作为一种对建筑的重新表述，将“改革”与“跨文化交流”定义为这些建筑所承担的任务和发挥作用的舞台。这表明，作为各种材料之集合的那个实体，有赖于那些似乎是虚无缥缈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事件集合与关系链才得以真正成立。建筑不仅仅是实体，还包括同它相关的人如使用者、体验者、服务者等等，还包括这些人同建筑的关系，这些人因为该建筑而同其他人发生的关系，以及由此展开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一切关于建筑的话语，及其传播……其复杂与广泛是无法列举的。本展所要囊括的正是作为实体的建筑和作为意义与关系的建筑之两级。而其问题也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摇摆于两级之间，虽然不乏洞见的灵光，也有遗憾。在那些通过艺术作品和文献资料点亮这些历史建筑作为经验的、具体的同时也是社会关系与想象的发生器的激动时刻，我们仿佛看到在这个心理的社会的空间中同时饱含着记忆的网络。而那些含糊、单薄之处，也让我们更加留心——就像开篇所说，本文是一份批判。
这批判首先是针对一种软弱，它体现在对建筑物质存在的过分强调和历史时刻的过分依赖。当然，对于建筑的展示，很重要的材料包括图纸，照片和模型，这不仅仅是一种塑造真实的需要，更在于，或许，它们是关于这个真正的，现实中的建筑实体的证人，也是展览空间中的占位符，在一种关于建筑的话语中宣示着这些真正的、实在的建筑在不可分的地理、社会场域中所具备的不容置疑的可见性和真实感。但本展在这一点上是并不完整和并不充分的：首先，这七个饭店所植根的城市图景和具体环境在展览中阙如，这些信息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们不仅溢出了背景和底色的范畴，更从根部联结着对一座在地存在的建筑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地缘性知识和社会学常识。一座建筑于广州的年轻的国际酒店，是如何不同于首都从五十年代起即投入使用，又在八十年代通过扩建和改造而部分转变形象的宾馆？两者又会怎样被地缘差别所微妙的影响？即便同在一个城市或相去不远，这些饭店在设计、功能和意图上又是否存在差别呢？毕竟，建筑并不存在于理想化的、处处均等的欧几里德空间，而是分布在具体的、复数的、差异的自然历史和社会条件之中。正是在后者之中，文化交流的功能与任务才得到落实、激发和扩散。
其次，即使本展将观察范围局限在建筑的物质性实在上，相关的视觉记录也稍有不够丰满之嫌。诚然，观众仍可以看到关于建筑景观、空间内景、人物活动等视觉文献记录，而这些视觉证据几乎在所有个案中都被分配了相对均等的空间来容纳。值得玩味的是，凡是涉及到这些饭店建筑外景的图像均拍摄于其兴建之初也即九十年代早期，这些颜色和质地均有变化的照片或印刷品似乎通过这种方式捕捉到了某种历史气息。配合展出的各种出版物同时也是历史文献：它们均出版于二三十年前，分别以菜谱、纪念册、专著等形式宣告了一段历史的在场。但这也预示了问题：难道建筑的历史只能局限在兴建或经营的初期？是否只有这段“起源的时刻”才能被宣告合法因而享有被书写和被历史化的特权？这些酒店建筑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这段时间应该是需要被整体所认可和观察的，这期间围绕这些建筑所串联、所冲撞、衍生和扩散的事件总和，起码同这些建筑落成和投入使用的初期是同样重要的。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理由让本来如此丰富的一段历史被不断回溯、还原和纯化，以至于只能通过其时间轴上的一个点来观察和反映呢？即便这个点曾经处在原点的位置也罢，当然，关于原点、零、开端和起始的叙述在今天已成为一个神话。
当然，依据每一个项目的特点，策展人精心挑选了不仅仅是关乎建筑，更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的相关材料，包括艺术作品，出版物，也有一般的物品。这其中有吴印咸、刘香成、安迪沃霍尔等人的摄影作品或照片，皮尔卡丹设计的晚礼服（它初次亮相于北京饭店举办的中国第一场公开服装秀）， 以及一本封面是广州白天鹅宾馆照片的出版于1983年的《半月谈》。这些材料因其时代背景显示出特别的意义，它们凝结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一个曾经封闭的、在铁幕之后的国家主动掀起幕布，与西方交流的开始。就其符号性、象征性的层面来讲，这些建筑均兴建于改革开放初见成效、旅游业和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的八十年代初期，它们以现代化与民族审美元素相结合的外观构成了一道新的城市景观，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新气象，也象征着中国同世界、尤其是一度被划为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方世界的友好往来。正如展览前言中提到，从1978到1979年间，到达中国的国际游客数量从180万人次一跃升至420万人次。这些信息诚然重要，但这些饭店的深远意义和它们带来的种种变化却远不止于服务外国游客。这些现代化建筑在彼时的中国人心间投下的形象值得被勘查与考古，以丰富和重新建立一种关于建筑的社会学。同样值得被关注的还有当地普通居民的日常经验，我们可以推想，这种经验和关系在当时与现在必定有很大的不同。以北京饭店为例，这座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酒店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非酒店客人（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仍需要邀请券才能入内。虽然这些饭店建筑曾被认为是代表了冷战末期意识形态对峙的瓦解，以及消费、商业，和全球资本主义兴起，但它们在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境中并不必然只有一种解读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建筑看作物理／心理／社会空间的集成，那么对其研究性的观察和呈现，也因此应该是多个向度的，多个层次的。在这样一件复杂的社会性事物中，它的物质外壳必须承担着功能，并因为人的使用而成为生产社会关系的中心。建筑设计图和模型所反映的，偏重于结构与静止的部分，并不能呈现复杂的、流动和变化的社会关系，而后者，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虽然经常被人们所忽略，却扮演着理解和改变环境、社会乃至世界的重要角色。正如本展将“改革”作为关键词，也提到这7个建筑案例实际上都渗透了对“改革”的想象、尝试与协商，这不仅仅体现在已经建成的屹立的酒店大楼，更体现在建造的整个历程中由各个不同的主体所进行商业谈判、工程建设等各个具体阶段；它不仅仅是一个高耸的现代化国际化的符号，更是人与它的相遇所牵引出的各种关系；在这里发生的也不仅仅是跨文化交流，而包括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仅是跨文化的，更是在地的。在这个展览中，我们见证了这些建筑的历史——某种物质性、图像性、和符号性兼具的复杂综合体，但是对于这些从历史处境和脉络中走过来的中国观众，这里的陈述似乎仍是一个过于简单的交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