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墨思

维尔纳·巴特纳，改变了八十年代的德国狂野画家

艺术家维尔纳·巴特纳（Werner Büttner）一直是80年代德国最成功的艺术家团体之一的思想领头羊。在德国经济奇迹末期及美苏冷战期即将到来之际，他与马丁·基彭博格（Martin Kippenberger）和阿尔伯特·奥伦（Albert Oehlen）一起在战后震撼了德国的自满情绪（和同谋心）。这个由三名成员组成的艺术团体以其刻薄的评论、激进的绘画方式和具有行为性的影响力，撕碎了那些中听的真理和错误的信念。他们是在德国被称为“坏画”运动的发明者（当然，此处的“坏”是“坏蛋”的“坏”）。

维尔纳·巴特纳曾是丹尼尔·里希特（Daniel Richter）和乔纳森·梅斯（Jonathan Meese）等许多成功艺术家的老师。近日，他的作品受到了市场的大量关注。自2016年以来，Marlborough画廊为巴特纳举办了许多展览，相应出版了许多画册。最近，柏林的CFA画廊也为他连续举办了两场个展，而Simon Lee画廊刚刚宣布将与巴特纳在英国市场展开合作。

十月份，艾墨思（Thomas Eller）在巴特纳位于汉堡郊外盖斯特哈赫特（Geesthacht）的工作室见到了他，他们谈论了艺术、生活和去崇高（un-sublime）等话题。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做艺术？

维尔纳·巴特纳，《在电影院自慰的自画像》，1980，59,1″ × 45,3″ / 150 cm × 115 cm 布面油画 （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亲爱的巴特纳，也许我们要从头开始聊。我们先不聊亚当和夏娃，他们是上帝创造的最早的人类。我们从他们的头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开始聊吧，他们在你的作品中频繁出现。根据圣经的记载，兄弟俩曾一起争夺上帝的宠爱。该隐是一个农夫，嫉妒上帝明显偏爱牧羊人亚伯。于是，该隐在田间谋杀了亚伯。这个故事可以解读出很多东西，尤其是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罪恶。这个故事也展现了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生活方式的采猎者和农夫之间亘古的文化斗争。你更像哪一种，采猎者还是农夫？

维尔纳·巴特纳，《包岑餐厅》，1993，59,1″ × 47,3″ / 150 cm × 120 cm 布面油画 （图片致谢艺术家）

维尔纳·巴特纳，《沐浴中的俄罗斯人 II》，1984，59,1″ × 74,9″ / 15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 （图片致谢艺术家）

巴特纳：我就像空中的鸟和田间的百合。我不播种，不收获，也不饲养牲畜，尽管如此，天父依然哺育着我。根据诺斯替教派的教义，这个神并不聪明。他直接了断地拒绝了该隐的祭物，煽动他谋杀了自己的兄弟，进而陷入了压抑，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该隐认为：上帝不爱我，所以我要杀了我的兄弟。从那时起，许多人有同样的想法，许多人被亲兄弟杀害。在你问，我是否是诺斯替教徒之前，我想说：我只是欣赏他们的技能——对普遍真理的叛逆式的再诠释。

维尔纳·巴特纳，《口渴》，1989，74,9″ × 74,9″ / 19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维尔纳·巴特纳，《幽默是自然的一个概念吗？》，1992，94,6″ × 74,9″ / 24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百合和鸟——你引用的是一句著名的圣经经文，在其中耶稣呼吁人们将财宝放在天堂而不是在凡间，那句经文是：“心在何处，珍宝也在何处。” 这里我向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诺斯替教是一种早期的基督教运动，被排除在教会的正统教派之外。例如，在社区的日常和宗教生活中，妇女所扮演的角色比在当时常见的父权制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重要得多。据我了解，在你的生活和艺术中，你与正统思想作斗争，也在尽可能地寻求其他路径。但我也知道你从未上过艺术学校，学的是法律专业（学习那些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提供具有约束力的框架，定义了如果我们想避免入狱的话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知道了你的学习背景后，有了这样一个问题：艺术和法律这两者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

巴特纳：我学习法律有两个原因。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绩很差，当时这个专业没有入学要求。我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1点在邮局工作，所以早上总会错过前两节课。我16岁离家，所以我得想办法挣钱。其次，我认为法律是应用在实践中的哲学，它使我能够帮穷人摆脱困境。那实属天真烂漫的想法。现实是，柏林自由大学有五千名法律专业的学生，其中大多数是那些自大的小子，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已经是律师了。那地方不适合我。那些高傲专断的教授们个个愤世嫉俗，有着讲不清楚的过去。在1970年代初，德国大学还没有进行去纳粹化。但是这种经历正是我想要的。学习法律的三个学期加强了我对人类之间所有协定的不信任，无论是法律、传统还是习俗，它们都有时限，很武断。我对民族学的学习也使我对此保留怀疑态度。马克思·施蒂纳（Max Stirner）撰写了《自我与本我》一书，并创立了个人无政府主义，他是这样描述的：“我不依托于任何事物。”也就是说：只能依靠自己检验过的并适合自己的事物。有时，它可能是不合常规的事物。

维尔纳·巴特纳，《一切看似美妙，实则糟糕……》，2011，74,9″ × 74,9″ / 19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所以你没有成为律师。那我再问一个关于起点的问题：你是怎么走上艺术这条路的？

巴特纳：这一切都始于一段一夜情。我当时还很年轻，二十多岁，在柏林，一个女人带我回了她家。她住在一间和别人同租的公寓里，第二天一早，她打开门，一个台球悠悠地滚进房间，在地板上急促地滚动。那是他们的内部代号，意思是：“冈达，把那个家伙赶出去，我们要吃早饭了。”阿尔伯特·奥伦（Albert Oehlen）是住在那里的人之一，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我们一起翻修了公寓，花了三年的时间讨论艺术还有什么可能。然后我们就着手工作了。1977年，我们一起搬到了汉堡，在那里阿尔伯特被艺术学院录取，跟着西格玛尔·波尔克（Sigmar Polke）学习。那时候，我们把波尔克、伊门多夫和博伊斯视为里程碑一般的人物。我们讨论了如何通过他们的作品再进一步发展，还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开始着手自己的工作了。

艾墨思：听起来就像一个五年计划。先讨论，然后就干。或者就像与你合作过的马丁·基彭伯格（Martin Kippenberger）所说：“今天思考，明天就完成。” 但这并不容易。那时候，你是1990年代后期被称为“男孩团体”中的一员。和奥伦和基彭伯格一起工作是怎样的？

巴特纳：是的，我在汉堡遇见了基彭伯格，他刚开始有了他的柏林空间，叫基彭伯格办公室 （Kippenberger’s Büro），奥伦和我搬到了那。基彭伯格继承了一比钱，开始买作品，办展。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起出场的话，反响会更大，一群青年男子一起做展览比单个画家更有力量。

维尔纳·巴特纳，《三月狂热》，2011，59,1″ × 47,3″ / 150 cm × 12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德国那时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北约双轨政策基本上让核武器出现在德国。还有生态危机，经济增长为零。和平运动和绿党的建立都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对一些人来说这还不够。每个城市都有共产党分裂组织，毛派，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些人甚至采取了暴力行动，例如红军派（Red Army Fraction），他们实际上是在暗杀政治家，从而恐吓西德的电视观众。同时，纳粹分子仍在司法系统、政界和学界任职。那时候，对于一群年轻人来说艺术是一种怎样的选择？

巴特纳：那还有哪些其他选择？放弃希望、顺应局势、转入地下？这些都不适合我致郁、好沉思，反对积极的性格。我更愿意从让自己舒适的居所或工作室来评论这愚蠢的一切。因此，艺术与我冷漠性格的完美契合。最终，我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表现自己对人类纠葛的厌恶。

艾墨思：通过“由青春期走向成功”和“技术工人他妈的”等口号，你指出了后法西斯社会的新弊病。在我看来，当时，你和基彭伯格和奥伦每天都在较量，看谁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捕捉这个世界的荒谬……

巴特纳：基彭伯格是这样说的：“想要聪明，参与其中”。这样的轻描淡写不赖，也毫不留情。当时，大概是由于对纳粹专政的沉默，一部分青年人对外界的狂风周边感到困扰。音乐和美术受到的影响最大，一些嚣张的业余爱好者成功攻击了传统的殿堂。充斥着傲慢的新一代眨着眼向世界出击。他们中一些人用了枪，受到了惩罚。有的人喊着“来一点真枪实弹吧！”有的人则仍说：“不，谢谢！”（1）。有些人用阿姆斯特丹的镇静剂麻醉自己。核心家庭、对权威的服从和洪堡式高等教育模式已受到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字斟句酌也显得可疑。当时，我只希望被对的人听到和看到，与对的人共枕而眠。为什么我和基彭伯格会被互相吸引？在198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将像哈拉德·施密特（Harald Schmidt）这样的人（道德立场令人怀疑的德国电视主持人）推到了拥有权利的位置，那时候是时候让我们想出一些新东西了。

维尔纳·巴特纳，《歌唱的男人们》，2005，74,9″ × 74,9″ / 19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我们早上看报，下午画画。成品充满了责任感。”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刻薄的讽刺。你当时做作品又快又狂野。那些画都必须在一天内完成。

巴特纳：那时，我尽可能地画好画，所以确实，有些部分画得很大胆，很粗犷。很多部分都是匆忙完成的，我不想一整天都花在画布上，我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做。我用了很多直接画法，湿盖湿。我也讨厌给作品签名，所以我试图创造一些属于我的标志性的元素。颜料的挥洒，对黑色的运用，使人们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会说：“这是巴特纳的作品。”这个方法很有效！但是我非常担心自己在画什么。你看我的画，《沐浴中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我描绘了在海滨附近整齐叠放的士兵制服。你看不到士兵，他们都去游泳了。在德语中，我们有个一词叫“baden gehen”，字面意思是“去游泳”，隐含意思是：你已失联，你失败了。那就是俄罗斯将要发生的事情。我1982年创作了这幅画，三年后俄罗斯死在了水中。在我看来，苏联是于1985年5月17日瓦解的，那天戈尔巴乔夫开始禁酒。那算是一个转折点。

艾墨思：你出生在东德，但在西德长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生活是怎样的？

巴特纳：警察和线人都很友好，我算是社会主义者的小宝宝。有时我想如果我们留在东德，如果我母亲没有绑架我并把我带到西边，那么在1989年，我将是埃贡·克伦茨（东德的最后一个国家元首），我会更坚定的宣传东德。但是在1961年6月，柏林墙建成两个月前，我的母亲绑架了我。我的父亲已经跑了。可怜的是，他想抛弃我们，这是我母亲无法接受的。她带着三个无助的孩子跟着他。那或多或少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小家庭团聚后，我的父母没有给对方好日子过。她是他们当中第一个去世的人，享年52岁。我也就是从这段不幸的婚姻中来的。

艾墨思：你还为此做了作品，对吗？

巴特纳：作品《抛弃与纠缠》中有一个两岁的我，骑着小马，背景是我家乡耶拿的明信片。这绝对是具有传记性质的。但作品标题指出了任何存在的个体的灾难。根据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说法，我们被一种未知的力量迷住了，陷入了“向死而生”。在这样的存在下，我们永远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变成了一种遁入虚无的存在。简而言之，海德格尔摆脱这种人类困境的方式是每个人都去自由设计自己的人生计划。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也陷入了严重阻碍“向人生计划存在“的纠缠之中。一个人被卷入一个家庭、一段历史时期中，更糟的是，被卷入一种时代精神，陷入质量和持续时间都不确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中，如果一个真的很倒霉的话，甚至就陷入冰河时代或全球经济危机。因此，计划一个人的人生的自由在本质上是具有偶然性的。这是一个人必须承受的。但我再也没去过耶拿，因为它看起来和任何其他城市都一样。有加油站，有商场，一切都一样。我在那也没有亲戚了。现在我是一个鳏夫和一个孤儿，仅此而已。正如叔本华所说，必须爱自己的孤独，这是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

维尔纳·巴特纳，《抛弃与纠缠》，2017，74,9″ × 94,6″ / 190 cm × 24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但是我们能否回到“早上阅读，下午画画”那部分。还有其他更多可以聊……

巴特纳：不，早上只不过是张开眼睛，大大地睁开它们。当你睁开它们时，它会使你在晚上保持清醒。你看到的东西令你感到刺痛，你就会想反击。而且说得隐晦一点，你成为将周围环境过筛的筛子。来自周遭的信息会正好卡在你的筛子中。现在你可以开始工作了，现在可以进行反击了……

艾墨思：“真理即工作”是你在1984年与基彭伯格和奥伦在埃森的弗柯望美术馆做的那场展览的标题。这是一个书名还是一个宣言？

巴特纳：都算。当时弗柯望美术馆馆长兹德内克·费利克斯（Zdenek Felix）对我和阿尔伯特抱有极大的信心。我们可以完全自主地完成这本书，直到最后他都不知道成品会是什么样的。对于两个第一次做美术馆展览30岁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次冒险的信念鼓舞。当然，我们将“真理即工作”视为一个长长的宣言，是对“我们准备就绪，准备接手”的呼喊。用粗糙的图片和文字对这个世界和当时的艺术进行了无情的评论。这件作品还没有被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已经在宣扬金融资本主义。由于社会主义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弊病，而之后又终结了，当时没有其他选择可以替代资本主义。没有可替代品可能是你会遇到的最好的事情。当时还是个年轻人，“骨子里”就是左翼，对工人阶级和“被压抑的人”有着模糊而浪漫的爱。也许是出于一种内疚的良心，因为作为一名艺术家，能免于艰苦的体力劳动。艺术家就突然开始谈论他们的艺术“劳动”。在美国和英国，发生了流血冲突的矿工罢工，基彭伯格的父亲也是一个矿井的主管。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矿工的锤子放在 “真理即工作”的封面上，尽管锤子是被苍蝇包围的。苍蝇总是聚集在有强烈气味的地方。它可能是在说：“我们还有事情未完成。”

丹尼尔·里希特、维尔纳·巴特纳和乔纳森·梅斯，2020

艾墨思：在画册中，你写道：“我们讨厌真相，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可恶的概念之一。” （尼采提出）上帝死后，可做的事情不多了。然后就有了自我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施蒂纳（Max Stirner）。在你的早期作品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自画像：如《艺术家洗一场洋甘菊蒸汽浴》或《在电影院自慰》。埃克哈德·吉伦（Eckhard Gillen）称你为“现代犬儒”，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1980年代后期将犬儒描述为“仅需要像狗一样低的舒适度”的人。安提西尼（Antithenes）创立的这歌哲学流派力求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摆脱所有文化和公共道德，也因此被视为无耻。

巴特纳：犬儒主义者当然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可能是最早的行为艺术家。第欧根尼在市场上自慰，然后说：“揉揉空肚子，如果减缓饥饿可以这么容易的话！” 这是一个伟大的剧院作品，很值得流传下去。在一个小小的动作中，暗藏着许多爆炸性的元素。优美和崇高同时扑面而来。

艾墨思：在这个语境下，你曾提到过“非崇高主题”。这是什么意思？

巴特纳：绘画一直具有明确的主题类别：宗教、风景、历史、狩猎、静物、裸体、自画像等等。上世纪的艺术先锋派延续了其中一些主题。他们加入的唯一的新主题是“无世界性”。这一类坚定的组成公式是：“艺术就是艺术，别的一切就是别的。”这产生了一种优雅，它无风险、无懈可击且不够复杂。绕开了人类虚荣的卑鄙行为，那就好像是一种墙纸。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作品中透着高傲的愚昧。但这不是我的方式。我宁愿留在世界上。通过进行行为研究和社会学研究，我拓展了我作品中的主题。《卡斯帕·豪泽尔的鸭子像个诱饵或奇怪地跟随着》和《把无产阶级的仇恨指向电话亭》就是例子。《沐浴中的俄国人》和《进攻巴士底狱》是对描述轰炸情景的历史绘画的告别。每天早上，我对尘世现象的狂欢感到惊讶，不得不对这些现象进行暴躁的评论……

艾墨思：换句话说：人类的境遇。我还是不确定你是在讽刺或只是善于躲在讽刺立场的后面。 基彭伯格就可以用他的机敏来取笑一切。

维尔纳·巴特纳，《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作为》，1981，49,3″ × 70,9″ / 125 cm × 18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巴特纳：基彭伯格没有选择讽刺作为他的生存策略。他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尽可能地寻找艺术世界中的乐趣、爱和家里的人际资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作品在不断变好，成为一本永恒地回归到人类的陈腐的有效指南。

艾墨思：许多人说过，你是和基彭伯格、奥伦组成的男子团体中的知识分子。

巴特纳：这是你们说的，不是我。

艾墨思：我想您知道这是一位重要藏家说的。但是回到该隐和亚伯以及我们的谈话的开始所说的，那是一个关于兄弟争夺认可的故事。

巴特纳：这不是真正的竞争，因为伟大的电影导演（也就是上帝！）已经决定了故事的结局。最终，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不可抗力本质是背信弃义，这就是为什么诺斯替教徒称“导演”为傻瓜和蠢货。相比之下，人类的讽刺是审美的敏锐工具。没有人会批评阿里斯托芬
或《愚人颂》（1509）的戏剧性，因为他们使用了歧义性和内在的幽默。讽刺与它讽刺的对象保有最大的距离。它是制造疏离感的修饰工具。只有那些感到与世不合的人才能有效地感知。那些过于入世的人既看不见也看不清。

ENDNOTES

1. “核电——不，谢谢！”是德国绿色组织的口号。

维尔纳·巴特纳，《覆盖着指纹的小垂胸和覆盖着雪的大众 3》，1982，39,4″ × 19,7″ / 100 cm × 5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维尔纳·巴特纳，《覆盖着指纹的小垂胸和覆盖着雪的大众 2》，1982，39,4″ × 19,7″ / 100 cm × 50 cm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维尔纳·巴特纳，《覆盖着指纹的小垂胸和覆盖着雪的大众 1》1982，39,4″ × 19,7″ / 100 cm × 50 cm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