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ang Jiyu 王基宇
译：Doris Kong
The Interpretive Power of a Politics of Happiness
本文已收录入燃点第四期杂志中（2016－2017年冬季刊）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文化产值的膨胀，我们文艺生产中的历史叙事却反而似乎经历着一场巨大的道德退化，曾经苦大仇深的抗战影视，今天闪烁出“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的奇诡之光，“抗日神剧”较平庸的制作质量却呈现出各种邪典亚文化梗。而卡通化讲述国防史的“那年那兔那些事”也被认为是用“萌萌哒”外观包装民族主义与扩张主义的政治观。近代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首次从肃剧时代进入喜剧时代， 无论你是否习惯，这都将是一个重大转折。
目前的国际政治秩序主流是奠基于二战与冷战的，而我们对二战与冷战的感觉变迁，将牵引这一秩序的变形。二十世纪下半页的欧洲大陆，已经可以归于缺乏秩序想象力的文明体。欧陆文艺的深邃气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捕捉到这种气质的哲学原形也并不困难—存在主义确为战后欧陆经验生产的显学。
无论是被征服的耻辱还是蹂躏他人的负罪， 对于民族生命难以承受的伦理，存在主义都是特效止痛药。几乎所有存在主义者都有民族伦理的创伤，而这些创伤集中地分布在那些曾经骄傲的现代化旗手国家中。欧洲68年学生运动、日本“赤军”以及其他学生造反运动，与其说是列宁主义的革命夺权，不如说是存在主义的伦理断裂，年轻人试图从父辈的耻辱或罪行中挣脱出来。
日本青年想不通过谢罪就直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直接做中国革命青年的“国际同志”，而从罪该万死的本民族中撕裂而出谈何容易。在反对成田机场修建的一场超过两万五千名左翼青年与警察的武装对峙中，由于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传来，日本警察找来一名赤军青年的母亲向儿子喊话：“时代已经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 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回家吧。”然后儿子便枪杀了母亲。
不可选择的也成了可选择的，而且到头来还没照料好自己。在对自己革命有信心的时代，做不做中国人从来不是个问题， 中国需要国际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中国化，这都毫无疑问，哪些是不可选择也不需选择的， 哪些是可以变动、值得打磨的，人人有务实的判断。而在那场著名的叛逃之后，知识青年成批的借助阅读汉译外国名著来展开反思，存在主义也将成为这一代人的止痛药之一。
通过流亡、反传统、引入外国文化方案、组织小团契，选择不做中国人似乎是可能、可行并值得的。存在主义催化着自由主义的变态，自由的实践含义离liberal—开明的伦理—越来越远。欧洲、日本、中国的青年们脱离自己的民族属性， 撕裂出痛苦的伤口，付出超常的代价，这情形神话般地在二十世纪的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中纷纷发生；美国明显地外在于此，二战中并非侵略国，也并非被侵略国，几乎具有与其地理地缘同样天然有利的精神地缘。这也造成五角大楼的心理承受力不高，如果有哪个国家敢超出自己海岸十二海里行事，那就差不多算是对美国的侵略了。
喜剧并非笑点的堆砌，某种意义上其政治性比悲剧要强。伟大的喜剧蕴藏着伟大的人间秩序，悲剧美学牵引着共同体礼仪时刻的秩序，而喜剧美学牵引着生活时间的秩序。亚里士多德早说过，喜剧是模仿更低的东西，而悲剧是模仿更高的东西。悲剧中那种更高的、应然的东西撕裂着剧中人的命运，而不恰当的悲剧也会撕裂我们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感觉；而喜剧中常有比实然还要低的东西，批判性地暴露出现实的问题，其结局往往是高与低的互相保存，这便是对秩序可能性的肯定。
美国的政治喜剧精神底蕴丰富，民主党倾向的政治吐槽节目“囧司徒每日秀”深受中国网友喜爱，政治动画《疯狂动物城》也被少见多怪的影迷称为神作。伟大的政治喜剧至少要完成三点，尖锐地抓住时代政治的核心命题与其源流；有质感地表现复杂而纠葛的现实；提纯出精粹的梗来武装民众，让他们相信问题是可解决的，秩序是可能的。美国式的天才喜剧艺术家，昆汀.塔伦蒂诺通过《被解放的姜戈》、《八恶人》两部电影展示了自己的政治强度，歧视墨西哥人的黑人之类的梗在今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特朗普浪潮中得到了应验。黑人与白人的宪政式互信在虚构的总统来信情节中显示出颇具份量的神圣，只有真正还原出现实险恶的政治乐观主义才是可信的，而这种脏活只有天才的喜剧作者能干。
《八恶人》是属于那种手把手教国产电影《一步之遥》的导演如何做人的杰作，我们尚有点文化雄心的作者今天竟还会陷入毫无秩序想象力的欧陆文艺气质怀旧，这显然没有跟上网民通过更具深度的段子走向政治成熟的时代风气。在中国治疗存在主义催化的激进主义，前有王朔，后有周星驰，而新登场的徐浩峰也在《箭士柳白猿》中让下野军阀穿道袍抱手风琴出场。作品中许多难忘的梗都有其回应的政治问题，现实或许往往极度不堪，但一个强度足够的梗能扶着我们把憋着的尿撒进现实的便池里。
在这个“裤裆藏雷”的时代，中国当代艺术也有所变迁，激进自由主义、存在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美学正纷纷自行退潮，因为这些美学的政治解释已经明显无力化；而中国当代艺术发端至今，其主流历史任务首先是给自己一个政治解释。回想起来，王兴伟《大划船》的梗，至少有定五年江山的劲道；看懂了梗，就应该知道今后五年自己该干什么才会不后悔了。王兴伟与艾未未的激烈冲突，象征着艺术政治解释力的变道；而王兴伟给廖国核新展览写的古体诗，也是如此耐人寻味。
王基宇，策展人，艺术家，《先进》主编，民乐团体“阎王爷之怒”中阮与主唱，中央美院实验艺术硕士，于央美实验艺术学院讲授经典与历史导读课程。策划“新碑学”系列展览，试建立当代艺术创造力与古典文明秩序的有机联系。在“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北大法学院，2016）、“三联思想广场”（UCCA，2014）“古今通变工作坊”（同济大学哲学院，2015）等政法与思想论坛作研究报告。作品参加展览“民间的力量”（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2015）、“后传统起源”（UCCA, 2015）等。理论作品收入《启示与理性》等思想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