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然今年31岁，常驻北京，是一名创作媒介多样的艺术家，尤以录像及装置见长。他先后毕业于英国伯明翰艺术与设计学院和金史密斯学院，其作品曾在全球各地展出。然而今年，黄然却决定减少展览。《燃点》邀其共同探讨有关信仰与理解、艺术体制与个人创作的一系列问题。

我想更侧重于工作室的工作。今年我没安排任何主要的展览——我取消了展览计划，也避免了其它的干扰。去年我共计参加了15个展览！但艺术家不能仅仅依靠参加展览。不同的展览可以为你带来不同的工作条件与环境；而策展人各有各的强烈自我，经常会要求展出新作品。但有些时候，在群展中，人们会单凭某件作品就对你的整体创作做出评价。艺术家之于艺术体制，仅是一种原材料，而非元素。这就是生意的一部分，你无法逃脱，但我在思考，要如何面对体制对个人的这种消费。我们真的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个体在这个体系中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真正独立，但你需要从整体的创作生涯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的回应是，不论好坏都全盘接纳，并将之作为我创作的条件，这一切最终体现在我工作室的创作实践上，在工作室中，我可以面对自己真实的思想。想象着某些情境，以及如何回应——就好像在做算数题。我试图通过创作让这个体制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我认为这是个人创作的关键——不仅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与收藏家都应如此——他们也都在疲于应付展览。人们总会质疑某人某件作品的创作理念，却从未质疑这个体系的运作。大家都遵循着当代艺术的规则。问题在于质疑：当质疑为体制带来了积极的改变，推动体制向前发展时，质疑就变成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但各种各样的行为都会为这个体制所吸收。规则之所以有力，并非因其稳固，而在于其持续的变动与拓展性。

这也关乎你是否理解或抱有信仰。我可以去卡塞尔文献展或威尼斯双年展，我认为我可以理解其中99%的作品——但，你是否能找到令你信服的作品？文化和宗教一样，其核心不在于你是否理解，而关乎信仰。于是我认为，在评判艺术的道德标准时，不能以是非好坏来论，而在于其如何构建我们的集体价值体系与标准。要从历史的观点来评判。历史的价值通常需要进行对比来得出。事物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往往要通过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作对比，才能得出一件作品的价值。我们会问：这件作品对于我们的时代重要吗？此外还在于谁来定义“道德”，信仰的达成和形成这一切的机制。

我常经会将“个体策略”这个词挂在嘴边。当我在规划我的职业生涯时，我试着采取远观者的态度去思考我与展览、策展人和商业画廊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个人的工作节奏与信心。我是一名艺术家，我必须在我的工作室中工作——工作室是达成我意图的生产工具。为了达到好的创作效果，有时候你必须转换思维。比如，你要思考这段时间如何利用？目的是什么？创作是个逐渐积累，逐层递进的过程，某段时间的积累是在为下个时期的进步做准备。有些年轻艺术家常会臆想一步登天，幻想做了某件重要作品从此改变人生！我真不知道他们能否长期坚持创作下去。

我一直在努力搞清自己真正的信仰所在。总的来说，我不相信捷径。今年，我感觉所有人都在讨论艺术史——从而涌现出大量与艺术史相关的作品与展览。但你不要想，“我要赶上这股潮流，从而得到认可。”关于创作，我一直坚信要批判性思考。当然这种思考也在不断改变，但我从不认为某一类思考才是“对”的思考。

总之，我对我所工作的环境既爱又恨。所有一切都可作为我的创造材料——既是语境，亦是媒介；我注意观察着这一切，看我能否可将之转换为另一种存在。目前，我正在创作一部新的影像作品和其它一些其它项目——物件，不只是装置。我很高兴我一个展览都没有！计划中的展览也只有四五个，而且我无需为之创作新的作品，我认为这太棒了。有些艺术家认为展览是驱动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动力，但其实艺术家不需要外界的动力。艺术家要自己激发自己的创作动力，思考创作的艺术“道德”，而不应与他人进行比较。每个人应该抛弃为特定的某人或某事进行创作的念头，突破自身局限，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