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双/三/多年展作为博览会的后续衍生,不仅牵动着现当代艺术史的发展,也与现代性(modernity)进程紧密地扣合:从视觉的展呈观看,到论述话语的建构,进而书写自身的历史。而我们也知道,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也排除了许多不可(被)见的他者,这也是后殖民主义思潮兴盛以降,各地发动“解殖”(decolonization)工程的关键原因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历史及认同密不可分的文件档案,也就起了关键的作用。而对于档案的考掘、诠释与命名,则(自战后开始)于各地掀起一波波“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的浪潮。转型正义,简言之,即迟来的正义,由政府于体制内发起之被动与非被动的全面检讨,针对过往因维护政权所导致的各种犯行做追究,挖掘历史的真相。台湾,因其特殊的国际定位与复杂的历史发展,不仅正处于此解殖过程,也成为某种检验后殖民理论与国际情境与关系的极佳基地之一。特别是在几乎大小艺文展演皆仰赖官方补助机制,且公立美术馆有着强势文化领导的台湾,对于官方文化系统的批判性反省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因此,此届双年展以「当下档案‧未来系谱(Gestures and Archives of the Present, Genealogies of the Future)」为题名,则令人期待地将有对典范性档案发起强烈攻势,但策展人似乎固守在现代主义美学的框架中,更无需提及其所「演绎」之场所天生固有的「艺术堡垒」象征(所谓美术馆之为堡垒等军事喻意,可参见Boris Groys的〈美学平权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qual aesthetic rights】,或拙文〈历史的幽灵——谈当代策展形构中的档案使用〉)。另外,写于前头,若对历届由北美馆所操演的北双展与威尼斯台湾馆有所了解,将可轻易地发现,那些复杂的政治背景与认同意识,皆直接形塑了展览之各异样貌。而台北双年展亦反映了北美馆官方的科层意识(bureaucracy),游走于国家主体性与首都文化领导权之间,这样的背景首先需要被提及。
II.
而双年展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没人可以给答案,毕竟它本来就不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以为,北双展总是焦急地追逐所谓「国际」;或者,反过来说,主事者似乎认为藉由国际双年展得以引介最新潮流,并跟上西方众家的主流议题。于是自2012年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2014的「人类世与加速度(Anthropocene and Acceleration)」,乃至今年2016的「档案演绎(archive performing)」,莫不企求响应(或引介)当前重要的几个讨论热题。从这角度来看,北美馆很好地扮演着美术馆的角色,做为教育推广与在地连结的枢纽。2016年,策展人Corinne Diserens带来许多欧陆重要的艺术家,亦包含了自前卫艺术以来的艺术思潮与运动——例如国际情境主义与共产国际等,历史跨度近一世纪。而或许是实际工作的条件,加以策展人对于台湾与其东亚邻近文化之陌生,她并没有触及到太多(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不正确的」事件,更多采样是透过以官方为中心所开展之网络与连结所搜集,构筑其对于台湾的想象。纵然档案的定义繁多,且中文翻译或许也该细细考究,但若从字源学的角度来看,「档案」(archive)大抵不离「对于某特定事件之记录」,并与治理手段绑在一起,其中关键词则是「公共记录(public records)」与「肇始起源(beginning)」。而所谓正不正确的事件,也往往讽刺地改变了档案的原意(即关于公共性与起源的真实样貌):公共将被掩盖,记录将被窜改,起源或许被抹灭乃至于虚立,而这也是为何我们需要转型正义。以此言之,档案不仅反映且某方面决定了特定的历史样貌,更重要的是,因其往往牵动区域政治情势,所以为地域限定的。概观此次双年展,或许文件有了,档案有了,当下亦有了,但历史却如同烟幕消散于国际与在地的想象性连结之中。于是,深受语言条件限制的外籍策展人也就成了非战之罪。Corinne虽曾于几次讨论场合中表明她对台湾了解甚少,但始终相信其所处理的这些围绕当前国际情境而开展之作品,以及更多艺术家所探讨的与现代主义之关系(她认为我们从未逃逸出现代性),与其所折射而积累的遗绪,都将能成为讨论的共同基础。
III.
尽管策展人因种种限制而未能观照太多直接关于台湾文史状况的作品,但也为「档案」画出一条建构性的想象路线,相当值得深入讨论。此谓建构性,乃在于Corinne所提出的次标题:「演绎建筑」(performing the architecture),意图在一幢富涵文化权力象征的结构里再创造更多的空间想象,以期能将平面的(如果不是以颓圮的)档案柜,将层层堆栈在时间部署中的活页夹,移转到生活空间的立体结构里。著名艺评人Ian Hunt在其〈若有方法建造,必有摧毁它的方法〉(If there’s been a way to build it, there’ll be a way to destroy it)一文中,将档案与建筑做了喻意的桥接,以伦敦的都市更新景观(与其伴随而生的文化景观之消迭)为案例,将之与艺术家Paul Buck的自传性出版品相连结,在所谓的自我建档(self-archiving)之过程中,找到我们所赖以为生的空间寓意。Paul Buck的经典作品《公开的亲密性(穿越剪贴簿的一生)》(A Public Intimacy(A Life Through Scrapbook)),意图将其自传与生命回顾透过剪贴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它是未编辑且未完成的创作计划,读者可以看到做为「过程」是如何地揭露作家的私密生活,而这一切与之为「结果」的写作者/艺术家身份同等重要——在自传文体总讲究「写真(authentic)」的基础上言之。正如同在现代都市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化过程中,「美丽的结果」总是掩盖且销毁了宝贵的过程(即历史痕迹),而如果档案的建构也如同惯常的自传体例般要求「正确」(也是因为如此,档案在很长一段时间总是与摄影术脱离不了干系),那我们所能以为的生活景观将只是美好的表面,那些美丽的房子与公共建设。
在建设与拆毁的辩证中,被牺牲者是为人们的记忆,而这就像国家档案的建制过程:「建构(档案),是为了使人遗忘」。Ian接着引用关于记忆宫殿(Memory Palace)的说法来探讨记忆系统与建筑的关系。记忆宫殿是为记忆机制被可视化后的建筑喻体,而其中每一房间中所存放之记忆(档案),都可以在每次的回忆中被流畅地找出来并且播放。然而,这首要的条件是,要有存放(being located)的场所。而locate在字源上来自locus,带有轨迹、场所与控制等意,具有数学意义的轨迹或定位学之定义,也与所谓「拓朴学(topology)」有深刻的连结,后被用以讨论文化与精神层面的空间定位。有趣的是,这不断被定位(located)的过程,正如同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建筑与街道,往往难以意识到任何改变,各种存放的场所空间不断地被摧毁,我们只能感受到快速变换的「结果」。这就是现代性使我们遗忘的方法,去接受其所布展的现实生活(见Paul Connerton之《现代性如何遗忘(How Modernity Forgets)》)。此亦参展艺术家之一的Peter Friedl之所以重制那些在现代化史上恶名昭彰或命运多舛的建筑物,并取名为「安置(Rehousing)」的原因:以微型档案(但同时又是一种奇观)的形式,将这些建筑物自其原被书写的脉络中拉取出来,在陌生的情境中再次被理解。另外,Ângela Ferreira的作品《倾向遗忘(A Tendency to Forget)》也可以在此讨论脉络下被领会,其所建造的微型研究室,也透过展示著名人类学家夫妇Jorge and Margot Dias之经典案例的档案数据,意图翻转其所隐含的殖民者视角,并揭示人类学在现代性建制过程中,其知识与权力间的复杂关系。在此,这些建筑空间不再是足以包覆人们而使其难以觉察,相反地,它也透过观看视线的保证——得以近距离且全面地看见(试想那观者躬身引颈的姿态),翻转了一个个的现代性典范。
IV.
如果上述两件作品凸显了档案建构与现代建筑在精神空间上的遭遇,那么被置放于一楼户外中庭之大型装置《共感群体》(由艺术家组合陈宣诚与吴雅筑所制作),则在身体性之有机想象中重塑了当代生活景观。藉由恣意生长的植物花园与象征国家治理的盾牌之对比,强化了「身体抵抗与滋养(nurture)」之间的讽刺喻意,也响应了上述「建构是为了遗忘」的观点。策展人因此在美术馆中建造了许多「暂时性房间」,在科层制度的建筑中置放这些干扰性房间,以期待能为观者提供基进思考的契机,更期许或能以此「解除权力之形构」。或许理想,但我依然认为Corinne大概高估了台湾观众对于世界的想象,大量来自不同地域之历史文化境况,以及复杂的(伴随现代国家建制之)近现代艺术史发展,在在迫使观者迷失于信息洪流中。然,吊诡的是,这样的想象性流动正是当前所需——藉之,或得以拆除现代性所建构之不可撼动的档案库。虽暇不掩瑜,但策展人刻意营造出空散之展场叙事,辅以几乎无所不包的档案样本,则让此次双年展就像是于浏览器键入关键词:「文件/档案/历史」之后的搜寻「结果」,或许并无法呈现被掩盖的根茎图谱(如果系谱依然是其所念兹在兹者),且有浮于表面之危险。最后,我要问的是:未来的档案呢?它又如何被演绎?环顾当代的信息生活,高度发展的算法(algorithm)与其所致生的「大数据(big data)」则几乎决定了我们怎么记录现在,又如何观看这世界。最显著的例子不外乎,商人可以透过大数据的分析了解多数人的需求,而后在各种商业通路中默默置入广告,进而引导至「额外的」需求,最后则将民众抛向其所规划的未来。然这块最新领域的探讨却在此届北双展中缺席,殊为可惜,除了因此呈现一股浓厚的怀旧气氛外,亦大大削弱其撼动美学典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