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女性之残酷物语
巴黎，桔园美术馆
2018年10月17日-2019-1月14日
矮胖女人，身着芭蕾舞裙，全神贯注表演，这几乎成了宝拉·雷戈作品的代表形象。但当你任意翻开一本关于她的书，你马上会发现宝拉·雷戈无论在风格，主题，亦或创作媒介上展现出的艺术多样性：其作品涵盖了抽象和具象、天真和现实、古典和卡通、还有蚀刻，丙烯油画，素描和粉彩（后者常常绘于如帆布和底漆铝这样非同寻常的表面之上）。宝拉·雷戈既有20世纪60年代的实验图像波普作品，亦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混合媒介拼贴作品，如充满超现实主义观感，令人想起萨尔瓦多·达利或阿希尔·戈尔基的“家庭场景与绿狗”（1977），而她的平版印刷海报则证明雷戈的抽象艺术，像她的具象作品一样才华横溢。到了20世纪80年代，宝拉·雷戈笔下的人物则散发着天真的表现主义，她往往用丙烯颜料多层涂抹，有时则加水稀释，令其呈现出如同油墨一般的效果（“天堂”，1985年）。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致力于蚀刻创作的雷戈则显现出可与卢西恩·弗洛伊德相媲美的天赋，表达了她对童谣和儿童小说，如《三只小盲鼠》、《登山的杰克和吉尔》和彼得·潘的迷恋。之后，她的作品中又出现了身穿不合时宜的19世纪礼服，令人联想到印象派的人物，他们与巨大畸形娃娃和木偶在一起的情景看上去甚是诡异。而毫不畏惧，直面女性堕胎经历的“社会现实主义”肖像则是雷戈所创作的最重要系列作品之一。
宝拉·雷戈，“白雪公主吞下毒苹果”，1995，木板上色粉，170 x 150cm.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雷戈的作品中开始出现“儿童-女性”（child-woman）的形象和万物有灵论，并从此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在作品《陷阱》（1987）中，我们看到在一道不起眼的墙旁，一个“儿童-女性”正一条狗肉搏。 她抓住了公狗——绝对是雄性——狗躺在地上，她的双手握住狗的前爪，狗尾巴夹在两腿之间。作品前景地板上有一架（真实的？）玩具马车和一个倒放的螃蟹，以及为了突出性别张力而存在的一小片玫瑰花。女性的辫子里也有一朵花。这些“儿童-女性”不仅是对女性本身的暗喻，更是汲取自人类历史与艺术史，从女性批判角度重新解读的叙事模因和符号。
这点至关重要，因为要一口气说出像戈雅，德加，高更，罗特列克，毕加索和基里科这样具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并不困难，但这就将雷戈的艺术框定为这些艺术家的延续，而且是置于这样一个充满雄性气息的论断之中。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借鉴其他艺术家的创作，就像是在使用其它的创作媒介，而无论其是油画，墨水还是粉彩。尽管“优秀的艺术家模仿，伟大的艺术家剽窃”这句话是否出自毕加索之口尚且存疑，但我们可以借用一下这句话，因为用这句话来形容雷戈简直再贴切不过了。油画或粉彩，无论高雅还是低俗，艺术和文学在她的颜料和粉彩中化为一个个令人不禁心动的故事、寓言和童话。
雷戈故意让自己作品中的场景呈现出某种戏剧性，但不同于寓言故事和童话，它们往往既无头，亦无尾。观者仿佛突然掉入某个关键场景之中，不是一头雾水，就是对背景懵懵懂懂。作品里的人物行为背后的动机很大程度上语焉不详，无从分辨，正因如此，这些人物散发着令人感到隐隐不安的气氛。在作品《士兵的女儿》（1987）中，一只死鹅躺在女人腿上，脖子悬于女人张开的双腿之间。难道这是神话中的勒达正要为化身为鹅的宙斯拔毛吗？女人一身农妇打扮，却嘴涂口红，头上戴花。她的暴力举动如同阿特米谢·简特内斯基那幅《朱蒂斯砍下赫罗弗尼斯的头》（1611-12）一样，透着诡异的吸引力。在画面下方的角落里，一个看似父亲，身着士兵制服的玩偶走开，而灰色，看似母亲的人跪在对面，一边祈祷，一边凝视着她缺席/出轨的丈夫。
女性肖像
宝拉·雷戈1935年出生于里斯本的资产阶级家庭，成长于萨拉查在任时的法西斯独裁时期，深受当时蔚为普遍的天主教会保守的影响。她从小喜欢绘画，1952年，17岁的宝拉被家人从里斯本送到伦敦，起初是到教授上流女性社交礼仪的私立学校学习。但在那里过得不开心，雷戈想法说服父母允许她去斯莱德艺术学院（1952-1956）学习。对于一位来自葡萄牙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女性来说，其所遭受的文化冲击可想而知，在思想得到解放的同时，难免也会心生胆怯。当时西方性革命正方兴未艾，相比女性，男性自然在这场革命中受益更多。当时堕胎虽然是非法，却很常见。正如艺术家Colin Wiggins所说：
宝拉·雷戈，“迪士尼幻想曲之跳舞的鸵鸟”，1995，三联纸上色粉镶铝框，每幅150 x 150 cm，伦敦萨奇收藏
“事后看来，这段时期让她有机会亲眼目睹了糅杂着爱情与欲望，忠诚与背叛的世界，体验到快速发展的关系中既可能充满了快乐和充实，也可能充斥着虐待和控制。雷戈不仅仅是这个世界的观察者，还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Wiggins》，第5页）
宝拉·雷戈，“无题”，1999，蚀刻，19.6 x 29.2 cm
当时的雷戈爱上了她的同学维克多· 威林。自1957年起，两人便在葡萄牙海岸的埃里塞拉渔镇生活。当维克多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后，宝拉和维克多于1959年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他们的婚姻生活时而举步维艰。维克多有多位情人，雷戈最终也有自己的情人，这不可避免影响了她的艺术。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葡萄牙和伦敦两地，她的父亲在卡姆登镇为他们买了一套房子。宝拉的父亲1966年去世之后，维克多顺理成章接管了宝拉父亲的生意，尽管他当时刚被诊断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1974年革命期间，虽然宝拉和她的家人支持左翼分子，但工厂依然被革命部队接管，生意无法维系。他们因此永久搬到了伦敦，并一直生活到1988年维克多去世。同年，雷戈在里斯本的Calouste Gulbenkian基金会和伦敦的蛇形画廊举办了其第一次回顾展。我问宝拉1988年是否是她艺术生涯的关键转折点：
“1988年绝对是转折点。但我的艺术创作方式并没真正改变，依然继续。当然，我变得更有信心，我想这肯定会从某种程度上对我的创作，或如何创作产生了影响。“
1962年，雷戈开始与伦敦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们共同展出，其中包括大卫·霍克尼（生于1937年）和弗兰克·奥尔巴赫（生于1931年），此后持续定期展出自己的作品。蛇形画廊举办的展览一举为她确立了其同时代具象艺术领军人物之一的地位。在获得评论家的承认，摆脱责任的重压之后，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必须权衡自己和他人自由的雷戈终于可以以女性的自由来创作艺术了。这一时期雷戈所创作的一件作品尤其值得我们仔细审视。《家庭》（1988）描绘了一个男人穿着西装，坐在床边，由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为他穿衣的情景。女人帮助他穿袖子的上臂遮住了男人的脸。女孩站在男人分开的双腿之间。显然，男人病得太重无法自己穿衣，或许他已经死了。女孩的姿势有着类似巴尔蒂斯作品中的那种性暗示或令人不安的暧昧。另一个女孩站在敞开的窗前，双手紧合，面露微笑，身体在古董衣橱前投下阴影。也许她正在祈祷，因为橱柜上部看起来像小型表演舞台，内里镶嵌着一幅位于高处的圣母玛利亚俯瞰圣乔治屠龙的图片，衣柜下半部则是一张模糊不清，看似像鹳在喂食或杀死狐狸的世俗单色图片。这幅情景不禁令人联想到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的那副《宫女》（1656）。
笨拙的模特和奇怪的玩偶——腹语术
雷戈笔下的人物，尤其女性，总在做着奇怪的举动，作品中一直萦绕着高雅欲望与怪诞现实的纠葛。女人有时呈现出孩子状的笨拙，亦或是孩子表现出令人不安的聪明。有时，女人是动物。在雷戈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粉彩系列作品《狗女》中，我们看到女人在唱歌（《吠叫》，1994），用嘴舔自己（《梳毛》，1994），甚至小腿翘起，在床边小便（《坏狗》 ，1994）。该系列的同名作品令人想起1819-23年戈雅的那幅《农神吞噬其子》。狗女蜷缩在地板上，低着头，双目圆睁，张嘴咆哮，裙子沿着赤裸的双腿拉起：她是因为被逼走投无路，还是正在分娩，所以才会看上去如此令人生畏？画面语焉不详，看着却令人感到心里刺痛。在《鸵鸟》系列中，女人身着黑色芭蕾舞短裙，在从沙发上拿下的皮垫上伸展身体和滚动。裙子拉至头顶盖住嘴巴。尽管我们无法确认这些女人的年龄，但看上去并不年轻。她们身强力壮，经验丰富，疲惫不堪，得意洋洋，且咯咯大笑。这些作品透着想要融入社会的悲怆，对羞辱的恐惧，同时也隐隐表现出反叛，无耻和咬人的愿望！尽管她们有时看上去是受害者。之后，我们看到迪士尼作品中的白雪公主，但所看见的既不是那个突然面临死亡威胁，也不是喜悦万分的白雪公主，而是一个衣衫不整，趴在地上的中年女子——被强暴了（Snow White Swallows the Poisoned Apple，1995）——上了年纪，遭受虐待，再也让人无法与“白雪公主”联系在一起。在雷戈的粉彩和蚀刻系列作品《无题》中，她以女性视角展现了堕胎的孤独，羞辱和恐怖，其中的笨拙尤其令人感到痛苦。我们怯于对这样的作品进行谴责，反而会因为作品的冷酷而感到自责。
宝拉·雷戈，“迪士尼幻想曲之跳舞的鸵鸟”，1995，三联纸上色粉镶铝框，每幅150 x 150 cm，伦敦萨奇收藏
在《他者女性的反射镜》一书中，法国哲学家露丝·伊里加蕾（生于1930年）运用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对此进行了批判。她的这种方法故意借鉴了《尤利西斯》第14章的写法，在书的该章节，乔伊斯效仿从杰弗雷·乔叟到乔纳森·斯威夫特等英国此前的文学作品，以此展现婴儿在子宫里怀孕的9个月。伊里加蕾的关键论点是男性文学，即便其自称出自女性视角，依然无法代表女性，因为男性文学中永远缺失某种无法和不能言说的女性气息。伊里加蕾充满文学性的精神分析清晰表达了她的这种批判。雷戈对艺术史的引用也起到异曲同工之妙，她的如此做法不仅只是历史传承的体现，也与心照不宣的后现代主义浪漫和挪用无关，因为它对此前的人即没有嘲讽，也没有哀悼。宝拉·雷戈的批判性源自其笔下的叙事性。
当我们观看德加笔下的粉彩舞者，或者是图卢兹·罗特列克那些裸体和半裸女性的画作，如小幅的《红发梳妆》（1896），总能从中发现一丝浪漫主义色彩。这些幻想中的人物深藏在男性艺术家的梦中。德加那淡淡的粉彩笔触尤其能激发人的遐想，无论其所描绘的是初级的芭蕾舞女演员，还是《等待》（1882年）中疲惫不堪的舞者。然而雷戈《鸵鸟》中描绘的只是一群还记得儿时自己对迪斯尼《幻想曲》赞叹的女人，《幻想曲》是在1940年获得奥斯卡的一部动画电影。这些穿着黑色芭蕾舞短裙的女人没有站在舞台上，她们不是在为观众表演，而是为了自己，她们既无视，又诠释了迪士尼影片中那些跳舞的卡通鸟的讽刺本质。采用粉彩进行创作是关键。雷戈之所以使用天然色彩浅淡、粉状的蜡笔是因为它随手可得，既可以绘画（线条），又可以上色（颜料）：
“不同之处在于我用粉彩蜡笔作画时就像在画素描，只是多加了颜色。我所画的只是线条，线条和线条。色彩更像是被“硬塞”了进来，我想我只能这么来解释。”
宝拉·雷戈，“迪士尼幻想曲之跳舞的鸵鸟”，1995，三联纸上色粉镶铝框，每幅150 x 150 cm，伦敦萨奇收藏
粉彩蜡笔的色彩看上去模糊不清，因为它们吸收，而不是反射光线，这与有光泽的油画有时会形成鲜明的对比。雷戈并没有像德加所希望的那样涂抹或软化线条和色彩。雷戈笔下的舞者就像用颜料制成的雕塑，却没有任何油画颜料或大理石诱人的表面光泽，这突出了她所要表达的主题。这些女人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却又不是幻想的产物。她们有血有肉，身强力壮，有一些荒诞，但绝不赢弱。她们摆脱了男性凝视的束缚，这毫无疑问让她们重新回到了幼儿的状态，将自己打扮成了娃娃。
近些年，雷戈设计并制作了巨型娃娃作为模特，或单独，或和其他真正的模特一同出现在她的作品之中。这些笨拙巨大的碎布娃娃通常有一张骇人的脸，一眼看上去既无助又可怕。我问雷戈，它们本身只是娃娃，还是艺术品？她断然答道：
“它们不是艺术品。它们像人一样。它们是人！但我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将它们制成怪诞的样子，这样就会对场景中的其它角色产生影响。”
在雷戈的作品中，它们能马上牢牢吸引住人们的注意力，像奇怪的半人半神，置于众人之中，人们围着它们跳舞。它们令人联想到雷戈的超现实主义灵感的来源，但它们又确实不是梦中的景象，而是雷戈故事中的表演者，因为归根结底，雷戈是这个谁也猜不透结局的故事，而非寓言的讲述者，故事让人心生不安，但拥有一种迷人和说不清道不明的相异性。众神和英雄已逝。这是女巫喀耳刻自己的奥德赛故事。
参考文章
本•伊斯特汉Ben Eastham 和 海伦•格莱厄姆 Helen Graham，《宝拉·雷戈访谈》，《The White Review》, London: January 2011.
http://www.thewhitereview.org/feature/interview-with-paula-rego/
桑德•米列尔 Sandra Miller，《颠覆时尚，宝拉·雷戈画作中的衣物及含义》，《Apollo》，2006年1月, pp.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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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拉·雷戈，《宝拉·雷戈：Germain Greer 杰曼• 格里尔恐吓我，葡萄牙总统差点杀了我》，《卫报》，20 February 2018
科林•威金斯 Collin Wiggins《宝拉·雷戈，爱海的男孩和其它故事》展览图册，Jerwood画廊，2017年10月21日 – 2018年1月7日，东苏塞克斯郡黑斯廷斯老城，2017年。
展览图册
《宝拉·雷戈》展览图册，塞拉维斯博物馆，2004年10月15日至2005年1月23日
《宝拉·雷戈，爱海的男孩和其它故事》展览图册，Jerwood画廊，2017年10月21日 – 2018年1月7日，东苏塞克斯郡黑斯廷斯老城，2017年。
专著
约翰•麦克尤恩 John McEwan，《宝拉·雷戈》第三版，菲登出版社，1992年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