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地点， 卑尔根市，挪威，持续至九月底
卑尔根（Bergen）下着雨。下得很大，而且总在下着。这里的雨如此频繁，以至于不下的时候反倒显得不对劲。身处这样一座雨水有如宗教般（编者：像宗教仪式一样古板：即一定会下雨）倾泻而下的城市里，当地的冲刷灌溉和排水系统成了关键——卑尔根也确实有着一套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系统。但是不管你和哪个本地人聊起相关的话题，他们要么觉得你会询问这些灌溉排水的问题有点奇怪，要么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太过平常的事。确实如此。如此强大的排水体系使得整个国家都免于洪灾，而他们对此抱持非常宽松的态度正是因为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而且似乎厌倦了每一个（像我这样的）到访者对于生活在如此潮湿的地方所感到的震惊。这也可以算是事出有因吧。除了纯净的空气，每个人都在如此浸润的状态下发展出了一种特定的公共性的感受。人与人之间有着联接。像是互相之间交换的点头、充满情绪的耸肩、真诚而礼貌的微笑，这些事物似乎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很多。我们都身处在雨中，因而看起来好像我们都在共同地经历着一些什么。
上述这些和我要报道的“卑尔根集会（Bergen Assembly）”的关联就在于，今年的部分主题就是“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2009年第一届“卑尔根集会”所受看护的问题是“是否要举办双年展（to biennial or not to biennial）”。无论是谁做的选择，“卑尔根集会”最终成为了三年展，并且至此之后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更侧重于话语讨论类型的艺术项目。通常来说，它是一个包含了规模相当的峰会、研讨会、或诸如此类活动的展览。因而这一次，它由三个小组共同组织。他们都不是“策展人”，而更像是“召集者”。“自由思想（Freethought）”，这个由Irit Rogoff, Stefano Harney, Adrian Heathfield, Massimiliano Mollona, Louise Moreno和Nora Stenfeld组成的松散群体，负责一场有关“基础设施”的峰会讨论，以及一场在摇摇欲坠的、前身为办公楼和咖啡厅的、老旧消防站的建筑物里举行的展览。Praxes，由Rhea Dall和Kristine Siegel组成的双人组，在卑尔根艺术馆（Bergen Kunsthall）和一个叫做Kunstgarasjen的地方各策划了一个展览，此外还组织了在市政办事处的大厅里举行的一个小型作品放映。艺术家塔雷克•阿特（Tarek Atoui），连同Council，Sandra Terdjman以及Grégory Castéra一起，在一处废弃的室内泳池里组织了一次包含了各种类型作品的展示，有点像是一处社会空间/展览/音乐会的大客厅。所有上述的这些人，都本着召开集会的精神，在各自的团队中又邀请了更多人的参与，我在此不做一一赘述了。
近来，许多优秀的艺术所在做的事归结起来是探讨人们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行动(move about)这一问题；而看起来，似乎不同的人在以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手段、在不同的世界当中行动。因此，试图对诸如基础设施这样的事进行解释分析，不可谓不巧妙。就我个人来说，有关所有基础设施事物的权威人物是Keller Easterling。她的《额外状态的工艺；基础设施空间的力量（Extrastatecraft; The Power of Infrastructure Space, 2014）（编者：statecraft: 治国本领、经纶、权术，extra-Statecraft即平时经济政治范畴可能所忽略的）》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可以在此作出简述的是，基础设施通常都“极具典型性地协同起了交通运输、通讯交流、或是其他实用设施的联接”。然而，它又同时是“守护日常生活空间的规则”。Easterling思考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像是摩天大楼、有转弯半径的车库、以及自由区域等，她写道：“在视网膜的余晖之上的，是由细节和可重复公式组成的浓云密布的矩阵，它们生成了这个世界当中的大部分空间——那些我们可能会称之为基础设施的空间。”要谈论不同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世界中运动，有一种方式是去查看他们是如何地不作运动，而更多地经历被动的运动（编者：比如被运输）。基础设施并不能补足我们生活的条件，因为它就是我们生活的条件。
正如在任何展览中那样，有许多可说的——这次的这个展览集合了三个组织团体，还有着一个相当拥挤的峰会。尽管有点走马观花，但是我会试着尽量地将构成“卑尔根集会”的诸多细枝末节都纳入考虑。我也会试着清楚地说明为何我认为它总体上非常不错。
Tarek Atoui以及Council的项目坐落在一处迷人的废弃了的室内泳池设施里。在入口处、侧室、以及空着的儿童泳池里，Council组织了一个电影项目、一处咖啡厅、还有一系列物件的展示，它们都与“超越聆听的声音和超越声音的聆听（an idea of sound beyond hearing and hearing beyond sound）”这一想法相关——但凡你曾经举起过贝壳来聆听其中大海的回响，就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在这个空旷泳池深深的尽头处，竖着九台乐器，每一台都由Tarek Atoui与其他人合作完成，它们都经由听觉障碍者的测试、学习和改进。这是一个Atoui已经花费了数年的项目，并且仍在继续。整个空间是工作坊、音乐会及类似的事物在展览期间发生的一个生产性的空间。而它最棒的地方在于——尤其是Atoui的这部分——它正关乎于那个我已经提及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中移动的问题，这也是近几年来最好的艺术所普遍关注的议题。听力障碍者、聋哑人，与那些听力正常的人之间的会面，是一次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啮合。这个项目的初衷并不是要让听得见的人对那些听不见的人感到同情，也不是要让听不见的人去感受聆听。它甚至也并不试图让这两部分在听见与否的中途相遇。相反，并且极为成功的是，它对人们进行协调，将不同的人们调和到一个全新的主旨上。
另一方面，Praxes在卑尔根艺术馆的展览则看起来更多地侧重于思考人们是如何在艺术世界中行动的。它与博物馆学紧密相关，并且牢牢地设定在艺术体制机构的实践当中——这个群展中展示的是由艺术家Nairy Baghramian，Olga Balema，Daiga Grantina，Sterling Ruby和Kaari Upson围绕着同样参展的艺术家琳达·本格里斯（Lynda Benglis）而创作的作品。现在，尽管Benglis是一位相当有意思的艺术家，在这里展示的作品却显得像是艺术史中的历史文物。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有一部关于Benglis的纪录片在展览中的另一个房间里放映，它投射出长长的影子，切实地使得展出的所有本格里斯（Benglis）的作品都“具有纪实性”，与之相伴的其他艺术作品则在阐释其在艺术史册中的地位。我的意思是，野生的、流动的、非常活泼生动的艺术作品，因为想要显得更具历史感（by the token of being older），而被驯服成了一种档案陈列的模式。它完美无瑕的布展似乎令它变得更糟，哪怕作品的摆放能够至少留有一些奇异之处，那也将会发生一些精彩火花的碰撞。唉，可是每样东西都摆放在它们该在的位置上。让我这么说吧：我好像以前看过这个展览。当然并不是真的看过。但是它有如教科书般的样子，让我觉得我似乎已经看过了。当然了，Praxes在我的这次拜访之前已经与本格里斯（Benglis）有过很长期的项目合作，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并且仍然将会有新的事情发生，更何况他们的有些作品的确相当有意思。可是这些都是我被告知的事情，我所看见的则是这个像模范一样的展览。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出了什么错，或者这样有什么不好——而在于探究这么做到底会产生什么益处？
在Kunstgarasjen里Marvin Gaye Chetwynd的展览也有着类似的趋势。一些行为表演的视频围绕着另一些行为表演当中出现过的道具场景。就像是那个关于Benglis的纪录片，所呈现出来的是低矮的（low-riding）、拉长了的基座上摆放着的所有道具。而说到Chetwynd的作品，它们本该是跃动、旺盛而有趣味的，但也都变得博物馆学、档案式、以及纪录片式——它理应支撑起的是反传统的展陈形式，因为它的实践是从业余剧场中获取的一些特点，但却在此丧失了这部分闪光点。在另一处车库般的隧道中，确实也有一场行为表演。我此前并没有过类似的观看经历，当然可能我自己对于被定位为狂欢的、无政府主义的、简单来说就是完全疯狂的行为表演有着过高的期待，又或者问题出在北欧观众本身沉着稳重的气质上，总之这场表演显得非常地受到控制而又温和。有趣得多的是Chetwynd在市政大楼的大厅中展示的作品，一个小巧的蝙蝠画展——一系列描绘蝙蝠的绘画，标题是“你是蝙蝠吗（Are You Bats）”，在我看来这是在对市府大楼狡黠地点头致意。
然后，“自由思想（Freethought）”发展出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项目，已经值得再写一篇展评了。我现在意识到，他们在细节当中倾注了太多阐述。当所有的东西都很突出的时候，最为跳脱的则是“党派咖啡厅（The Partisan Café）”，一出有关“党派咖啡屋（the Partisan Café House）”的剧目，这个地方原先是由Raphael Samuel,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以及其他《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期刊的成员们于上世纪50年代晚期在伦敦建立的。显然，它还被称呼为“反浓缩咖啡酒吧（Anti-Espresso Bar）”——我对这一点感同身受。卑尔根这一次的原景重现使之成为一个可供谈话、研讨、辩论的空间，此外——并且同等重要的是——也可以只是来闲逛。展览当中的一处节点是“轶事档案（Anectoded Archive）”，它是一系列的视频采访，人们在其中谈论对于他们颇具意义的那些展览。没有一个人所谈及的是在策展课程里会被教授的那种标准而规范的展览，每一个受访者所说的都是其他那些他们能更多地涉及到私人体验的展览。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这个在展览中的展览，它是一次在Stefano Harney和Ranjit Kandalgaonkar之间的对话，题目是“航运与被运之物（Shipping and the Shipped）”，其中呈现了Kandalgaonkar的作品，还有Denise Ferreira da Silva和Arjuna Neuman、以及Fred Moten和吴曾(Wu Tsang)之间的合作项目。Harney在介绍性的文本中写道：“航运的历史不能与被运之物的历史相分割”，并且“航运始终处于资本的基础设施想象的核心，因为它就是那最早的、可怖的大动员。”
这次展览在很多方面都与“基础设施峰会（Infrastructure Summit）”相平行：在这个经济发展不平等、生态频临灾害、存在着驱逐性及强制移民的时代里，这样一场围绕着基础设施议题的、为期两天的谈话、电影和音乐放映。我受到Elizabeth Povinelli的鼓舞，被Tom McCarthy触动，也在吴曾（Wu Tsang）, Stefano Harney, Hypatia Vourloumis和Fred Moten之间就不那么容易探讨的、以友谊为主题的谈话中感到有所领会(take in)。我就不做过多的叙述了，因为强烈建议各位能直接从峰会的相关录音中直接获得助益（它们都被无私地放在了卑尔根集会的官方网站上）。
尽管有字数的限制，不过我还是要说，如果说我们是被动行动的，那么问题就关乎于我们是在如何不同地行动着的。不一定是反向的行动，而需要的可能是更多按照既定节拍却又并不同步的行动。而且看起来，它必须在互相之间发生，并且以da Silva所说的“没有分割的差异（difference without separation）”的方式发生。或许我听起来显得浮夸而又老生常谈（因为我确实如此），并且很有可能最后会结尾在一个更加狂热的观点上。可以说，诸如此类的活动所给予的东西，当它们制作精良之时，它们所提供的也就是行事日程间隙里的事物——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在午餐、在散步、在酒吧里的那些简单会面。最后的那天，我和一位自此刻起我认为是朋友的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到一座山的半路（因为一些挺丢脸的原因，我们没能走完全程）。揣测一下我们所看到、听到、体验到的场景，让我产生了与身处雨中的画面相似的情绪。在展览和峰会之外，我们发现自己仍然身处在一些事物当中，共同地身处在其中，有鉴于此，我对于这次的卑尔根集会便不再能想出更多需要做补充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