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香港国际艺术品及古玩博览会的开幕式上，关尚智领取了香港艺术中心三十周年大奖，但并非为他自己——在艺术世界的这些更为体制化的小圈子里，当时人们一般将他视为一个活跃的独行侠——而是代表他的朋友周俊辉，周俊辉是一名画家，当时正在国外。关尚智将自己领奖的片段用一部手持数码相机笨拙地拍摄下来，将这一事件变成了一段两分钟多长的视频，其中记录了他走上台前，宣布替周俊辉领奖，然后面向一群摄影师和周围鼓掌的观众。这段视频被命名为“致所有想要得奖的艺术家们”。这暗示着关尚智并不是真心想要得奖，或者说，也许他更想得到一个回顾展（他还是一个大学艺术生的时候就策划了一次回顾展）。五年之后，他荣获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奖项——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而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如今竟被划分到了“中国新锐艺术家”的行列。关尚智入围了这一奖项，参加了入围艺术家的展览，呈现了他年轻的创作生涯中颇为关键的几件作品。但这也许不是一个像他在2002年策划的“香港新艺术家”联展那样规模宏大，但也足以使他心下欢喜。当时有一个上海的博客宣称“关尚智基本没有什么胜算”，这句话立即就被他大喜过望地转发到了Facebook上。

然而，得到这么一个奖项对于他而言，更多地指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在上海的成功对于目前的中国艺术圈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香港在与此相关的这一体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在香港工作的艺术家们曾经一度热衷于声称自己的作品在尺幅和技艺方面是故意往小了做，因为这样可以颠覆或者区分于北京的那种批量生产的创作模式，他们对于平淡的日常生活的兴趣与大陆对于社会、政治、城市化和集体记忆的特别关注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如今这种情况完全逆转了。在香港的艺术院校，集体记忆已经胜过了个人经验，而一直被视为一种教化力量的社会实践也基本取代了之前对技艺和材料性的爱好，这和关注多变的中国新锐艺术十分吻合。

北京出版的《艺术界》杂志的2013年五月刊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一转型的发生，其重点关注了香港，当时恰逢艺术巴塞尔首次登陆香港。（从这期讨论中看出，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主题的关注点——它将这座城市与行为艺术、科幻小说和玛雅预言归为一类。）“香港，我的爱”那一期试图攻克一个久未解决的问题：“今天的香港依旧是一片文化沙漠吗？”虽然囊括了一系列观点（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但编辑还是将重点放在激进的艺术活动，党派政治以及艺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上。在一次奇妙的历史偶然中，香港那并非如同想象那般自由的市场开始提供公共住房，补贴医疗保障，资助艺术生产，并建立起一种公共博物馆文化，这种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年代里久被遗忘。就像艺术博览会里的“附属”单元一般，香港开始表现艺术中潜在的政治意识，这种意识是与更为广阔的中国文化市场相关联的，即使与北京、上海那更具反思性的展览文化相比，香港艺术本身在表面上还保持着更为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虽然这并非本文关注的问题）。

作为“中国的新锐艺术家”的关尚智为何如此引人注目，缘由众多，主要原因在于他所从事的那些活动在中国是绝无可能的。即使是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展览上也从未出现过。这次展览展出了软弱而具有挑衅性的《无题（白色）》（2013），这是一摞被切成8■ x 6■ cm大小的白纸，暗示着中国198■ 年示威游行结束的日子，由于参展过程中有数件作品被禁止展出，关尚智最终同意参加展览也几乎令人感到差异。还有一件作品叫做《跟阿智一起做⋯⋯制作往生袋》（2009），这是一段简短的视频，艺术家在厨房里教观众如何制作一个简单而从容的自杀工具。在其姊妹系列《跟关太一起做……制作胡椒喷剂》（2012）中，关尚智的太太（也常常是他的合作者），艺术家黄慧妍以同样的方式教授观众制作一个更具攻击性的武器——或者从文化语境的角度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自卫工具。

但另外一件较早的作品（不属于外滩美术馆的这次展览）可能证明了关尚智的行为在中国观众面前是如何的陌生：在《请香港艺术馆帮忙借「铁马」围栏:我想收藏香港所有「铁马」围栏在这儿》（2008）中，艺术家被邀请向香港雕塑家麦显扬致敬，后者专门创作马、老虎和人物的雕塑。关尚智说服一家公立博物馆去申请得到一批警方用于规范示威游行的金属栅栏。虽然将警方的工具拿走这一象征性行为已经不言而喻了，但是直接参与政府行为的意愿，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批判的，都无法越出香港的政治体系而为外界所闻。

作为一种艺术行为，参与的概念也许可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追溯到关尚智在香港中文大学所受的教育。在那里，与他一起学习的还有周俊辉、林东鹏、李杰、白双全等著名艺术家。该校的造型艺术系直至最近的一次机构重组之后，才归属于新亚书院，后者是哲学家钱穆为了改善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而在1950年创立的。延续至今的儒家伦理教育的神话也许太过圆滑，而新亚学院则真正地保留了批判的教学哲学的传统，这一传统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主义工作室里沉思默想的力量紧密相连。这最终将意味着各种不同意见的产生，但“新亚精神”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显现在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中：周俊辉，虽然他直至最近仍坚持将政治排除在作品之外，但是他却参加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并且自此之后开始创作大尺幅绘画，描绘电视新闻里的重要事件；李杰也不容许自己的作品中出现政治元素，但却保持着强烈的社会意识，总体而言，他的艺术活动提醒人们思考一种多注重内心冥想，少市场浮躁的香港生活方式可能是怎样的。

与其同代人相比，关尚智在这方面可能犹有过之。他活生生地提供了一种对于新亚精神在21世纪中国更为广阔的艺术世界中应当如何发展的反思，而这里也可以看到一种讽刺性的对称，即这一立场依旧只在六十年前钱穆所逃亡的这个城市里才能得到认知。当然，关尚智并不尊崇儒家传统，而他的艺术创作（以及整个新亚书院）的哲学基础逐渐接受了多元的民主的现代性潮流，同时也保留了知识分子工作室的基本部分，这是一种已被挪去的社会意识。关尚智的作品使反思与干预之间的张力更加增强，这有时候会令人想起李杰的作品：当他还在兼职做商业艺术品交易人的时候，专门从事将保守抽象的艺术品租赁给公司办公室的工作，在他老板去外地的时候，他在办公室举行了一系列游击方案，这种精神在《我上班时穿的一件衬衫》（2004）中戏剧性地达到了极致。关于这一行为和艺术作品，他辛辛苦苦地在一件手工衬衫上写了几千遍“我是艺术家”这句话，然后自然而然地穿上它去上班，就好像意志本身变成了现实的存在。

关尚智最近在Hugo Boss亚洲艺术展上获得承认，其有趣之处在于他反思和参与社会意识实践的方式已经在香港的新锐艺术中被广泛采用，特别是那些从新亚书院走出来的艺术家们；这种方式使他们在政治立场上过分直率而自信，尤其是与中国大陆更为年轻的艺术家们相比更是如此，后者的方法更具有当代性和理论性。引用某位国家领导人在有失风度地训斥香港记者时所说的一句话：这一代香港年轻人“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 这也正是为什么香港艺术的某些方面对于大陆观众而言是极具吸引力和启发性的：它的直率和简单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都不具有可行性，也无法发挥作用。但无论如何，香港持续不断的民主选举大战始终都在游行和安抚的老套路上循环往复：示威无非就是游行，集会的歌声，烧毁的肖像以及烛光晚会等等。虽然这一运动的目的十分明确、有效而且有可能实现，但其文化却没有看到更宏大的政治规划，尤其是身处香港的地域性体系中，而香港也仅是一隅而已。最终，如果没有理解权力是如何通过媒体和政治象征将他们与中国大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香港的民主运动也便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作为一名艺术家，关尚智不仅仅是一个在香港呼吁民主的倡导者，更是常常以其作品展示了一种有原则的激进的态度。除了那件相当乏味的象征主义的《无题（白色）》之外，其他近作更多指向的是资本主义和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转向反映了艺术家对于香港房地产开发公司及其审美的深度批判。在第一次为香港的M+视觉文化博物馆创作的展览上，关尚智和黄慧妍合作了一件作品，名为《捍卫核心价值是最核心的核心价值》（2012）。当时，香港媒体正在广泛讨论什么是香港文化的“核心价值”，谁有权建立它等问题——这很快就转化成了更为核心的一些问题，例如，民主应否被视为一种核心价值，英国的价值观是否属于香港的“核心”，此外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许多问题。关尚智和黄慧妍用他们的创作预算去铸造了一枚金币，上面刻有“香港核心价值”几个字（从最近的作品来看，其6.4盎司的重量绝非偶然），并承诺将其奖励给能够为这些扑朔迷离的核心价值做出最准确定义的人。最后，他们选择了梁国雄。梁国雄自称是一名托派议员，绰号“长毛”，他曾经在立法会议上抛掷香蕉，扰乱“不够民主”的立法程序。梁国雄在接受了这枚金币的捐赠之后，就“核心价值”问题即兴做了一番演讲，这段演讲和整个方案的实施过程都被拍摄记录了下来。

如果这里所展现的道德立场较为激进（公立博物馆的资金被移交给了一名立法会的反对派人士），那么其所运用的一切技术手段则更多地得益于观念艺术的遗产。类似地，在《1000》（2012）中，关尚智用一个普通橡皮去擦1000港币的钞面，直至擦到只剩钞票名称和背景的一点图案。关尚智十分热衷于某种可以轻易地通过列举说明来描述，但需要以一种特殊的社会立场来实现的艺术：任何人都可以实施这件作品，只要他/她愿意舍弃数量可观的一笔钱。诚然，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保卫核心价值”。这也为关尚智开启了另一个窗口，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作品被置于中国艺术正在勃发的背景之下，显得尤为引人注目。虽然，在大陆，动辄提到“观念艺术”的艺术家并不在少数，但其实大部分都是观念性的装置作品——即与观念相关或者蕴含观念的作品，但最终还需要一种建筑性的说明来界定观念。与其相反，关尚智则是真正深入并参与到作为过程的材料的观念之中，他使用库苏斯、巴尔代萨里、哈克和维纳的技术，但是，和许多在外围工作的艺术家们一样，他又将观念转化为一种以文化和地方为基础的实践活动。

关尚智的艺术奇妙地将源于历史的观念方式与带有“新亚精神”的手工艺、工作室概念结合了起来。他居住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像是离群索居的文人，他的很多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就是在那里的厨房完成的，从而在食谱和观念指令，以及烹饪和生产之间搭建了必然的平行。对于关尚智来说，亲近的家庭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的合作者不仅有妻子，还有母亲。他让母亲绘制一张茶几的设计图，然后他再按照图纸制作出来，并将这些记录一起展出，即他的《茶几》（Teapoy，2005）。但在工艺方面，关尚智明确无疑地采用了录像来呈现这些材料，因为这种带有表演性质的档案，在偶然一次的介入和装置之后会被长久地记住。如前所述，他还创作了一个指令性的“一起做”系列。之后还有一些持续性的行为表演，其中每个表演都与一个简单的观念行动相联系：《撕断一段短线》（Break Up a Short Piece of Thread，2009）用6分多钟拍摄了用两手拽断一英寸长的短线，并继续拽断更小的截线；《用叉子喝一杯热巧克力》（Drinking a Glass of Hot Chocolate with a Fork，2011）表现一个人在半个小时内成功完成这一举动外，似乎说明他总能想出办法。这种想法在《一百万（人民币）》中也有体现：他一直在数钱，直到数到一百万元为止。这一举动在一个半小时之内，通过剪辑的影像所呈现。与《捍卫价值核心》（To Defend the Core Values）或《1000》不同，其中货币成了批判的对象或激进主义工具，但在这件作品中（可以误解为对财富的庆贺）观者却没有真的看到钱。

这也引向了关尚智艺术的最后一条线索，其中重要的不是作品，而是他的表演性的录像或行动化的介入，不过这也折射出一条清晰的路径，让人看到他的作品是如何在更大的国际艺术界的社会语境中发挥作用的。与梁国雄合作、在画商办公室或艺博会上的表演也许只有在香港艺术界的小天地才能被释读，但他作品的潜质却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出来，正如这次上海外滩美术馆的Hugo Boss亚洲艺术展所呈现的那样（应该说，Hugo Boss这个奖旨在奖励艺术家的全部创作，而非他/她仅仅这次在外滩美术馆的呈现）。同样，艺术家李杰（Lee Kit）的作品也越来越为香港以外的世界所知：在过去的十年间，他的作品发生了一次从公共或个人的事件到进入不同环境的转变，也创造了和关尚智的作品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并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影响、涉及了观者和参与者。同样，关尚智这次在上海的展览被定位成指向观者而非艺术家本人的介入性活动，而在香港，他的作品则往往倾向于改善当地的政治、社会和艺术环境。在这里，关尚智提供的说明和建议告诉我们同样的项目如何在上海完成。

关尚智此次的创作不再那么个人化和介入式，他试图让观者回顾他的整个创作过程：那些几乎具有魔力的怪异物品在观念的镜头中得到转换，并让其在符号和图案的开放天宇间自由漂行。在作品《死蚊子》（A Dead Mosquito，2008）中，关尚智将自己的血和头发按照一只被拍死的蚊子的形状贴到墙上，敏锐地暗示了艺术家的血、汗、泪和牛蝇（至少是讨厌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在《苹果芯》（Apple Core，2008）当中，他把一个纸饮料盒捏成被吃完扔掉的苹果核形状，盒子上的白色在中间，红色和绿色的图案在两端，那个塑料管正好成了苹果把。在《被自身的内容修正的修正笔》（Correction Pen Corrected with Its Own Content，2012）中，他将修正笔中的液体滴满了这只笔本身，让人想到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发出自己声音的盒子》（Box with the Sound of Its Own Making，1961）。虽然莫里斯引来了众多的模仿者，而关尚智的这件作品则指向了不断变化的审美与社会性的修正。在《百合》（Lilies，2012）中，他收集了12种不同的塑料百合花，这是对制造出来的“独特性”的欢呼，并指向了那个在战后的香港扮演十分重要角色的制造业（这个工业也缔造了李嘉诚等商业大亨）。

当前的这些作品并非关尚智艺术事业的“核心价值”的最好体现，但却展现了他的一种更加普遍化的工作方式，使他的展览和艺术项目超越香港的地缘政治。他对于观念的处理不露锋芒，正式这种naïve的简单（无论真诚与否）决定了他的作品如何被定位和接受，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新锐艺术而言。来上海的这些作品给人的总体感觉像是一个钝化物撞到了大块障碍，很像他的在这次展览上的主打作品《水马（茅台:水，1:999）》（2013）。其中一对道路交通水马取代了他《请香港艺术馆帮忙借「铁马」围栏》中用于阻拦抗议游行或协助修路等普通事件的铁马。关尚智总是会花点时间试着去打通障碍，加入作品的茅台酒指涉的是中国大陆的国宴。关尚智假设类似这种特定的介入干预行为可以超越他在香港的个人生活，从而产生更多普遍的影响。同时，他也鼓励观众发出同样的举动，在水马上贴上这样的标语，像是在宣布他独特的社会意识：“欢迎推倒这墙。温馨提示：请小心背后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