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Chris Moore 墨虎恺
译：Diane Wang 王丹艺
燃点全球 Ran Dian Global
1946年创立于伦敦的马乐伯画廊是首个现代国际画廊。它分别于1962年和1963年在罗马和纽约开设分部，随后扩展至世界各地，成为后来所有国际画廊的典范。燃点与Gilbert Lloyd (罗智伯)——画廊创始人及画廊1972年至1991年期间的总经理Frank Lloyd之子——聊了聊画廊悠久的历史，及画廊与中国和中国艺术家的渊源。马乐伯画廊将参加于11月9日至12日在上海举办的ART021。
艺术家
墨虎恺：你在画廊生意的环境中长大，并在此过程中与诸如弗朗西斯·培根（1909-1992）、亨利·摩尔（1989-1986）及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之类的艺术家为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Gilbert Lloyd：杰克逊·波洛克在我参与到画廊生意时就已经去世了，我与他的遗孀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1908-1984）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正因为这样，很多波洛克的展览得以举办，其中包括1964年在我们伦敦画廊举办的一场重要展览。
墨：李在其一生中没有真正得到她应得的赞誉，是吗？
GL：是的，因为她所在的依然是男性主导的艺术世界。艺术界倾向于把她看作是波洛克的妻子——以及后来的遗孀。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消解这样的看法，并于1968年、1969年、1973年和1975年定期在马乐伯画廊纽约展示她的作品。
墨：但培根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GL：弗朗西斯·培根是独一无二的。他无耐心与蠢人周旋！他在1958年10月与我们签署了一份全球独家代理合同，并且一直与我们合作，直到1992年去世。
我们经常去苏豪区（Soho）喝酒——晚餐只喝最好的香槟和红酒，通常在Muriel Belcher的俱乐部，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无法再喝了，因为我无法应付宿醉，第二天上午九点三十分还要开始工作。而弗朗西斯早上七点还很清醒，还会给我打个电话，把我从宿醉中叫醒！
认真来说，弗朗西斯在艺术上十分专业。当我在1963年——弗朗西斯的事业起步期——加入画廊时，他的作品非常难销售，因为那时候流行“巴黎画派（Ecole de Paris）”（1）。弗朗西斯坚实的人物造型完全不合乎时尚，因此我们在售出一张画时往往会庆祝一星期。 弗朗西斯首个最为重要的美术馆展览是1962年在伦敦泰特美术馆举办的，接下来在我们的画廊和由我们和其他美术馆组织的首屈一指的经销商画廊里举办了几个展览。真正的转折点是1971年在巴黎大皇宫举办的回顾展。（2）有件事可以体现弗朗西斯的专业，当美国收藏家拒绝为这场重要展览提供其收藏的重要作品《Study of Red Pope 1962》时，弗兰西斯说“没问题”，然后又画了一副出来，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
墨：那么亨利·摩尔呢？
GL：亨利·摩尔是我的好朋友。他总充满了魅力且从不发火，不像其他的艺术家！我们去柏林时我是他的翻译。经我介绍，亨利开始在Hermann Noack铸造厂创作他的青铜作品。在Noack完成作品之后，亨利喜欢临睡前喝杯苏格兰威士忌。在那时，亨利“不拘小节”，并教了我许多有关雕塑和艺术界的东西。
我们在1961年为亨利举办了首个个展，同时也成为亨利的主要经销商。有趣的是，他对成为英国缴税最多的纳税人深感自豪。亨利对他的经销商很慷慨。这点非常聪明，因为我们知恩图报地满世界宣传他的雕塑作品。
墨：除了弗朗西斯·培根和亨利·摩尔之外，还有哪些艺术家对你的审美产生了影响？
GL：我有幸与美国雕塑家大卫·斯密斯（David Smith）（1906-1965）相识，我觉得他的作品，尤其“立方体系列（Cubi Series）”是二战之后最伟大的美国雕塑作品。另一位我所关心的伟大美国艺术家是理查德·迪本科恩（Richard Diebenkorn）（1922-1993），他首个伦敦个展是我在1973年筹办的。‘
顺便说一下，迪本科恩脾气暴躁，但甚少发火。不过有一次他在苏黎世有名的Kronenhalle餐厅发了脾气。他1973年的伦敦展览巡回至我们在苏黎世的画廊，开幕日期是1974年2月。迪本科恩在语言不通的城市里感到不自在。特别担心在不熟悉的环境中不受待见。餐厅的主人Hulda Zumsteg女士带着她的“黄金书”——她是这么叫的——来到我们这桌。这本书里有诸如布拉克（Braque）、夏加尔（Chagall）、贾科梅蒂（Giacometti）等画家亲笔签名的彩色素描和铅笔素描作品。她邀请迪本科恩画张素描并签个名。迪本科恩生气了！他拿起他的红酒玻璃杯把酒倒在空白的页面上……我立刻跳起来把红酒抹掉，不幸的是，被酒淋到的页面变成了粉红色。据我所知，它现在还是粉红色的！
我遇见的每位艺术家都对我的审美和对艺术品赏析的品味产生了影响。而库尔特·施威特斯（Kurt Schwitters）（1887-1948）的作品深得我的喜爱。施威特斯为躲避德国纳粹流亡至英格兰，并于1948年1月在英格兰去世。已故的艺术史家Werner Schmalenbach重新发现了他，且于1956年在汉诺威的Kestner Gesallschaft组织了施威特斯的首个重要回顾展。库尔特之子恩斯特（Ernst）在我1963年刚加入画廊后不久来见我，建议合作推广他父亲的艺术。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举办了很多美术馆和画廊的展览，直到1996年恩斯特去世。恩斯特常常引用他喜欢的他父亲所说的一句话：“如果上帝能够用泥土造人，那么我就能用垃圾制造艺术”。
虽然我从没见过库尔特·施威特斯，但他的艺术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墨：我们刚简略谈了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再谈谈其他女性艺术家？
GL：我们很荣幸代理了英国最重要的在世具象艺术家保拉·雷戈（Paula Rego）（1935-）。还代理了美国重要的雕塑家之一贝弗莉·派帕(Beverly Pepper)（1992-），并在世界著名波兰雕塑家玛格达莲娜·阿巴康诺维兹（Magdalena Abakanowicz）（1935-2017）和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1903-1975) 过世前一直代理着她们的作品。
画廊
墨：你一直想参与家族的生意吗？
GL：当然不！我不喜欢为我父亲工作。相反我想要成为一名德州石油大亨，所以我在墨西哥湾一个石油钻塔工作了一年左右。我们有三周是在钻塔上，一周离开钻塔到新奥尔良，那里有世界上真正的爵士乐中心，并且未遭到旅游业的破坏。最后我父亲来新奥尔良看我，给了一个我无法拒绝的提议。为此，我回到伦敦，然后在伦敦大学旗下的考陶尔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学习艺术史。我在1963年加入画廊，当时我23岁。
墨：你是如何成长为画廊主的？
GL：我绝对讨厌“画廊主”这个标签。我自认为自己是艺术经销商。哦是的，我确实成为了一名艺术经销商。对我而言最佳的状态是这样的，身边都是一些有点儿疯狂却天资聪慧的人。每一天都不一样。除非一个人完全是个傻瓜，否则就能赚钱。
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Gibert受邀组织多场私人和公共的展览，其中包括1966年3月到4月举办的“向柯克西卡（Kokoschka）致敬”展览，以庆祝其八十岁生日；1973年10月到11月“雷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回顾展”；1974年11月“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1977年4月到6月“R.B. Kitaj”；1977年6月到7月“亨利·马蒂斯”；1979年“埃贡·席勒（Egon Schiele ）”，展览包含水彩和素描；1981年10月“流亡中的库尔特·施威特斯（Kurt Schwitters）——晚年的作品 1937-1948”；1985年5月到8月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开始的“弗朗西斯·培根回顾展”，1985年10月到1986年1月巡回至斯图加特州立绘画馆（staatsgalerie stuttgart），随后在1986年2月到3月巡回至柏林的新国家美术馆(Neue Nationalgalerie)；1996年12月到1997年1月在上海博物馆的“陈逸飞回顾展”，这场展览在1997年2月到3月巡回至中国国家美术馆。
中国
墨：Marlborough举办的第一场中国艺术作品展是什么？
GL：在1953年10月到11月，我们展出了赵少昂（1995-1998）教授和他的学生方召麟（陈方安生的母亲）（1914-2006）的绘画。我那时候还是个学生，我清楚记得观看了这场展览并被那些美丽的绘画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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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Chao Shao-An and Lydia Chao Ling Fang, with ”The Hero in the Wilderness”, Marlborough Gallery, Old Bond Street. (Keystone Pictures USA / Alamy Stock Photo)
赵少昂教授和方召麟在作品《The Hero in the Wilderness》前，马乐伯画廊，Old Bond街(Keystone Pictures USA / Alamy Stock Photo)
墨：那么Lin Show-Yu的展览呢？
GL：Lin Show-Yu（1933-2011）——在西方以理查德·林为人熟知——1952年来到香港。1965年，林在伦敦南部的瑞文斯博艺术与设计学院（Ravensbourne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教书，他来到画廊希望我们为他举办个展览，我们当时非常高兴。我们在1965年一场包含形形色色的图像展览中展出他的作品，之后1966年在我们画廊举办了自己的个展。
墨：那么你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GL：我第一次去香港大概是在1965年，我的同学Simon Murray邀请我去的。香港人的活力、勤勉以及醇厚印象令我深刻。香港的企业在那时候不欣赏艺术。我相信在态度强硬的的商人心中，艺术是十分“无聊的”。
大概15年之后，我认识了邓永锵（David Tang），他帮助发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并把我介绍给一些极为有趣的人，像张颂仁。
墨：1993年到1994年你举办了一场重要的展览，“来自中国的新艺术：1989年之后（New Art from China: Post 1989）”，一场很早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为什么你会组织这样的展览？
GL：展览是我的想法。自1979年以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大陆有一些非常有创意的艺术家创作。这场由张颂仁策划的展览于1993年12月7日到1994年2月12日期间展出。（4）我们非常谨慎地研究并囊括了大量如今非常知名的艺术家，如方力钧（1963-）、刘小东（1963-）、张晓刚（1958-）、刘炜（1965-）和曾梵志（1963-）。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这是主流艺术经销商首次为他们在欧洲和美国举办展览。我是在我们参加欧洲某艺博会的展位上第一次遇见曾梵志，当时他对我所展出的伦敦学院的艺术家很感兴趣。（5）
墨：那时候是YBAs的时代。在当代艺术中对英国尤其是伦敦的兴趣与日俱增。“来自中国的新艺术”反响如何？
GL：大量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所有的报纸也报道了这场展览，其中包括金融时报和卫报。展览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墨：在此之后画廊与中国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GL：大概是在1993年，在参加香港早期艺博会时，陈逸飞（1946-2005）找到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全球独家代理他的作品。虽然他的艺术不是非常适合伦敦画廊，然而，他是上海最有名的中国艺术家，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将他纳入我们的画廊。我想与中国大陆和香港保持联系，为此我们从1995年开始代理陈逸飞，直至他在2005年过早地去世，之后继续代理了他的遗作。我开始着手为陈逸飞在中国组织举办了一场此前缺失的重大回顾展。展览被命名为“陈逸飞返乡（The Homecoming of Chen Yifei）”,于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然后于1997年2月至3月巡回至北京的中国国家美术馆。
以此作为开始，我在马乐伯的各个画廊举办了许多陈逸飞的作品展，并在1997年的第47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和位于普罗旺斯虽小却非常重要的格兰特美术馆（Musée Granet）内举办了展览。
墨：马乐伯画廊最近与中国有关的展览是？
GL：2016年，马乐伯画廊伦敦举办了宋易格（1980-）的展览。曾梵志把她介绍给我，并且策划了展览。
墨：你们的计划中有关于中国艺术的展览吗？
GL：马乐伯画廊伦敦将于今年11月参加上海的ART021，带来一个很棒的由中国艺术家组成的展览，其中包括赵无极（1920-2013）和朱德群（1920-2014）。VIP预展之后，我将利用这次机会参观艺术家的工作室，希望能为伦敦画廊筹备一个新展！
国际
墨：设立马乐伯当代的动机是什么？这与马乐伯艺术有何不同？
GL：自画廊创办开始，我们一直对当代艺术有兴趣，并且在促进它的发展。1961年3月，我们在旧庞德街17/18号设立了马乐伯伦敦画廊，该画廊专门服务于当时的当代艺术。此外，出于种种原因，今年，我们开设了马乐伯当代伦敦，它是马乐伯当代纽约的分支， 由我侄子Max Levai管理。
墨：马乐伯画廊如何在二级市场的主要经销商和一级市场的画廊之间找到平衡？
GL：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区分总是很微妙。就马乐伯画廊来看，一级和二级同等重要。在二级市场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利润会投入到一级市场，用来代理在世的艺术家。
墨：什么时候你感觉最困难？
GL：罗斯科（Rothko）的诉讼非常令人难受。它发生在四十年之前，而正义得到了伸张。我自己并没被牵涉其中，因为我当时是马乐伯伦敦的总经理，所有精力都放在伦敦。
墨：马乐伯画廊的生意延伸至世界各地。这样一个国际网络每天是如何来管理的？
GL：马乐伯在纽约有两个画廊，伦敦的两个画廊挨在一起，而且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都有画廊。我的表亲Pierre Levai是马乐伯画廊纽约的董事长。他母亲是西班牙人，西班牙语很流利，所以他负责西班牙的两个画廊。伦敦画廊由我的团队运营。董事长是John Erle-Drax，总经理是Geoffrey Parton，他们两人都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加入画廊的。马乐伯画廊纽约——包括马乐伯在西班牙的两个画廊——和马乐伯画廊伦敦之间每天都在沟通。国际董事会会议至少一年举办两次。
墨：国际艺博会现在成为大多重要画廊生意的关键部分。马乐伯画廊参加的第一场艺博会是？
GL：马乐伯画廊参加的首个艺博会是1970年的首届巴塞尔艺博会。它模仿了比它早几年开始的科隆艺博会。巴塞尔艺博会由一群巴塞尔经销商发起，领导者是已故的世界知名经销商Ernst Beyeler。很长一段时间里，巴塞尔艺博会的昵称是“Beyeler艺博会”。
墨：马乐伯画廊首次参加的中国艺博会是？
GL：马乐伯画廊最先开始参加的中国艺博会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香港举办的艺博会，我们参加了三次由美国企业家Dick Lester组织的艺博会。然后，我们又参加了香港站的巴塞尔艺博会。上海ART021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参加的首个艺博会。我们对此有极大的期待，同时希望能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我们与中国由来已久的关系。
市场
墨：与六七十年代相比，艺术市场如今已截然不同。哪方面变好了，哪方面又变糟糕了呢？
GL：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艺术的中心是巴黎，然后是伦敦和纽约。这些城市之中有少数经销商。拍卖行处于休眠状态并且主要是迎合经销商的。私人客户通常不会在拍卖中购买，但会委托经销商帮他们竞拍。艺术世界是非常文雅的地方，收藏家之所以购买艺术品是因为他们喜欢绘画，且不会把它们看作是投资——为快速赚钱仅在拥有数月之后转手。我们都知道艺术市场现在的样子，它不再文雅，是个好坏兼备疯狂的疯狂世界。
墨：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GL：我希望见到一个能够给予收藏家和公共机构获得艺术作品喜悦的艺术市场。急功近利的行为会因为市场不再容忍“战利品狩猎”而停止，这将是件好事。
墨：你觉得艺术市场会有危险吗？
GL：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在1950年购买了阿尔勒时期的梵高，那么作品现在的价值是最初支付时的百分之几千。正如所有的投资一样，艺术品的价格有起有落，但我从未见过其它投资会在价格上有如此大的涨幅。坦白说，这对未来是个好兆头。
墨：英国脱欧将如何影响艺术市场，以及马乐伯画廊？
GL：对此我们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英国脱欧是公民投票的结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只是想更好。而且，马乐伯画廊的客户遍及全球。
注释
1.马乐伯艺术是由Frank Lloyd和Harry Fischer于1946年在伦敦建立的。纽约画廊是在随后的一年——1963年建立的。马乐伯当代于2012年在纽约开设，同一年，马乐伯当代伦敦随后成立。在欧洲，马乐伯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有画廊。
2.“弗朗西斯·培根”，由108件图画组成，于1971年10月26日至1972年1月10日在巴黎大皇宫举行。
3. 邓永锵（1954-2017），是一位商人、收藏家、慈善家和著名的生活达人。他在香港建立了中国俱乐部（China Club），并在那展出他的艺术收藏，还建立了“上海滩”时装店。
4. 伦敦学派是一个由美国艺术家R.B. Kitaj（1932-2007）为1976年在海沃德美术馆举办的展览“The Human Clay”而发明的术语，用来描述伦敦一个松散的艺术家团体，他们追求具象绘画而反对当时的先锋运动，包括抽象主义、观念主义和极简主义。伦敦学派的艺术家包括弗兰克·奥尔巴赫（1931-）、弗朗西斯·培根、卢西安·弗洛伊德（1922-2011）、大卫·霍克尼（1937-）、霍华德·霍奇（1932-2017）、里昂·科索夫（1926-）和保拉·雷戈。
5. 张颂仁（约翰逊·张）（1951-）是一名策展人和画廊主。他是香港汉雅轩的创办者（1983-），并与徐文玠合作在香港创办了亚洲艺术文献库（AAA）,此外他是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展览“后八九中国新艺术”于1993年1月在香港艺术中心开幕，这场展览催生了张颂仁与Lloyd在伦敦的展览“来自中国的新艺术：1989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