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收录入燃点第二期杂志中（2015－2016年冬季刊）

郑波不是一个多产的艺术家，他甚至和艺术圈有一些距离，不过他对社会参与式艺术（socially engaged art）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展开了十多年。与郑波交谈，很难从他的口音、举止或思维方式中判断他的背景，似乎线索太多。

郑波出生于1974年，成长于北京，高中毕业后本来要去北大读物理，但在军训了一年后，改道去了美国读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和艺术两个专业。1999年大学毕业后，他前往香港发展，在咨询公司为企业做咨询项目，直到四年后，他厌倦了这份工作，辞职去香港中文大学读艺术创作的研究生。在200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又继续前往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攻读视觉文化研究的博士课程，师从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毕业后他先后在中国美院和香港城市大学授课，从事社会参与式艺术的教学工作。

从郑波的经历来看，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和香港度过，但他又是个地地道道的内地人，接受过高压、机械化、去个性化的体制内教育，又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大学入学军训，清楚了解塑造一个“优秀、正确、规范”的中国式精英的全部过程。相比后来他到美国和香港对宽容平等的社会环境、自由开放的学院氛围的切身体会，他作品中经常出现对两种社会政治的比较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2004年，在他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不久就做了一部题为《欢迎光临香港》（Welcome to Hong Kong）的录像作品。当时香港刚刚向大陆游客开放自由行，录像借着旅游指南的形式向自由行旅客介绍香港岛的几大景点，但旁白同时出现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典型的CCTV式中国官方风格言论，歌颂一国两制，鼓吹繁荣稳定；另一版本则介绍了香港自回归以来所面临的实际政治和经济局面，表达了香港市民对香港未来的担忧。现在看来，这件作品在完成度上有些过于简单和表面化，但当时刚刚开始涉足当代艺术的郑波已经通过这件作品表现出了对社会政治的兴趣和敏感。这个开端也是受了香港社会和本土当代艺术的影响。如上文所说，郑波对大陆那套政治宣传本应习以为常，但多年在香港的生活一定令他在听到中国特色的官方论调时感到尴尬；言论和思想自由是香港社会引以为豪的特点，跨越了那条边境线，再说这样的话就是格格不入、无法容忍的。郑波的作品和当时许多香港艺术家一样表达了共同的焦虑，本地年轻人也意识到这种潜移默化的同化，担心文明的倒退，只不过这种焦虑来自诞生于两种政治环境下的个体的自觉。

2013年，郑波做了另一件颇具幽默感的作品《师华步》（Walk like Chinese），内容是传授如何像中国人那样走路的六段视频。郑波在作品陈述中写到，“在我遗忘如何像个中国人那样走路之前，为你，也为我自己制作了这些教学视频”。跟随大街上行走的路人，用iPhone手机随机记录了几种典型的中国式行走：“熊步”、“叼烟”、“遮阳”、“勾肩”、“聊天”、“溜达”……，作品第二部分以视频为教材，在萨尔斯堡组织奥地利人学习中国人的走路方式，有趣的是，当这些外国人按照视频所示方式走路，从背后看就像一群真正的中国人。与《欢迎光临香港》相比，这一次郑波不再剑拔弩张，而是在嬉笑怒骂间表达了忧虑。也因他多年穿梭于中国大陆、美国和香港之间，令他得以从一定的距离反观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从中隐约发现许多共同的国民性。他更清楚地意识到：整个社会最终是由无数单独的个体组成，正是这些个体的趣味、品格、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决定整个社会的走向。

郑波始终是有一份职业的，学生、职员、教师，他并不像个典型的艺术家那样，游离于社会，只要愿意可以长时间闭门独处；或有所谓的艺术家圈子，里面有各种纷扰，既有对艺术的争论，也存在彼此间微妙的竞争。选择一种远离商业市场，既孤独、又极具社会性的艺术实践，与郑波的个人经历和长期的学院背景相符。无论美国或是香港，郑波都属于当地社会中的少数族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社会参与式艺术经常和少数族群的社团合作，“社群”、“阶层”和“公共体”的概念是贯穿其创作始终的核心。

在2004年和2013年，他曾先后两次与香港的菲律宾社群合作，创作了《开心乐园餐》（Happy Meal）和《为伊唱》（Sing for Her）两件作品。在《开心乐园餐》中，他邀请五位菲律宾和印尼籍女佣讲一个笑话，令她们的雇主了解她们在家务之外的才能；在《为伊唱》中，他与菲佣团体合作录制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首暗含了实现国家独立愿望的菲律宾流行歌曲《光之歌》，通过对这首歌的重新传唱，让人们关注在港菲籍人士的劳工权益和政治诉求，也让这一社会阶层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以外，极为少见地从艺术和文化视角成为叙述对象。

郑波把他长年研究和实践的各种社会参与式艺术概括为“新公共艺术”（new public art），这种实践和生活密不可分，关注并积极参与公共议题；在这类艺术中，作品以一种群体参与、介入和互动的形式表现，而非纯粹个体的表达，艺术家退居为“发起者”和“组织者”，与观众建立伙伴的关系，隐藏于作品之后。这类作品也较难在艺术市场上流通，因为它们往往不过多考虑美学形式，它们不是“精致艺术”。例如，作品《为伊唱》的主要内容其实是无法通过展览呈现的，只在发生过程中通过互动被参与者获取而产生意义。关于对“新公共艺术”的批判，往往会提到它过于强调政治目的，郑波的方法是把宏大的主题落在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文化细节上，他认为细节往往牵连着更深层的政治。的确，在政治问题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终极解决方法，如果这类艺术可以唤醒民众意识，可以参与到社会改良，这种社会性本身便具有超越形式感的美学意义，也使新公共艺术得以区别于社会运动和生活本身。就像郑波从2013年开始在一些城市展开的关于“野草”的长期项目，通过对城市中各种野生植物的来历、习性的剖析与叙事，进而考察它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视觉符号和引申意义，从中探索植物与社会政治的关联。

郑波自2014年创立了“A Wall”（awallproject.net）——一个记录和呈现新公共艺术项目的网络平台。该平台第一阶段收录了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六个新公共艺术项目。由于新公共艺术的属性，这些作品注定不会在画廊及博览会等艺术市场平台上流通，甚至也很难进入美术馆的收藏；所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公共平台，对过去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的新公共艺术项目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郑波把这一项目取名为“A Wall”，让这面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墙”在网络世界里竖立起来；这些艺术家的新公共艺术作品成为“张贴”在墙上的言论。郑波希望这一项目可以长期维持下去，以公开的、非营利的在线数据库的形式，让新公共艺术进入更多观众和学者的视野，让它成为主流当代艺术的一种补充，独立于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逻辑之外，不受制于权力和资本，却镶嵌在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