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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集群基金会和武汉艺术总站（WH.AT）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合作推出了首届集群艺术奖。此奖旨在不同的亚洲城市举行一年一度的展览，邀请五位艺术家或艺术家团体参展。除了奖项，期间还会举办研讨会和讲座。

《燃点》最近通过邮件就这一奖项的运作和目标采访了集群艺术奖总监（兼燃点特约编辑）秦思源。秦思源是一位艺术家和策展人，目前担任武汉艺术总站的艺术总监。他曾任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2009年和2010年）总监。他也曾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担任总策展人及副总监。

何思衍：如何将集群艺术奖作为一个流动艺术竞赛在实践中得以实现？

秦思源：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在亚洲的不同地区加强对话与合作。因此，我们的方法是为每届竞赛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第一届的基地是北京，我在这里生活、工作。很自然地，我们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及田霏宇合作。然而，在亚洲其他地区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更具挑战性，因为我了解得不多。也正因为这一点，我需要做研究以了解亚洲不同地方的各种艺术现象、机构和策展人，这样我们才能为每届竞赛找到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使这个项目一直延续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结识新朋友和合作伙伴。我们已经为第二届找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潜在合作伙伴，不过事情未被证实前我还不能说这个机构的名称和所在地区。合作机构不是简单地提供一个场地，它有着更广泛的合作意义。这意味着一起思考展览和研讨会结构，并具有一个团队实施这个项目。这还意味着能够在该地区与当地的艺术界和公众沟通。展览和研讨会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其所处的语境相结合。在项目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积累不同的亚洲地区经验。不过，如果不是武汉艺术总站（WH.AT）提供主要的资金支持，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

何思衍：你能否介绍一下提名及艺术作品选择的流程？

秦思源：每年我们有八位策展人分别提名五位艺术家（每个亚洲地区一个策展人及其他合作策展人）。每年有不同的策展人。他们给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大约40位艺术家。评委会由被邀请参加研讨会的演讲者组成。这是该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发言者将不会是艺术家或策展人，而是哲学家、作家、音乐人等。他们深入接触当代文化的不同层面，但不局限于当代艺术领域的专家。当我接触到这些被提名的策展人，我请他们提名那些他们觉得适合他们所理解的“集群”艺术家名单，或符合他们相关语境的艺术家名单。评委会需要从中选择五位艺术家，从每个区域中各选一名。他们不仅需要选择符合他们眼中的“集群”概念的艺术家，而且要让这五位艺术家的群展也符合“集群”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的集群艺术奖的展览类型和媒介的组合颇为有趣的原因。这是五人（小组）获奖与只有一个最后的赢家之间的最大区别。

何思衍：（这类评选过程）是否会存在这样的危险：所有人互相迁就而产生最终结果——也就是尽量不得罪任何人；或者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任何政府或意识形态，最终仅仅成为一个文化仪式而已？

秦思源：这个项目不是去讨好人们。它的目的旨在不断询问为什么艺术仍然是重要的，以及它为什么是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或者说，亚洲各地不同的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各区域各有其特定的敏感性，这成为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在不同的语境对艺术实践提出疑问，这包括禁令和禁忌。受限制一直是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定义我们所了解的亚洲艺术实践。

何思衍：是否可能有一个非政治化的道德立场？

秦思源：政治和伦理的限制的定义可以很多元。一幅抽象绘画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是高度政治化的，而在其他情况下，一些简单的肖像画都可以是相互对立的。同样，艺术家参与特定的政治问题可以与那些只想到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其他艺术家形成鲜明对比。谁更道德，前者还是后者？这没有简单的答案，因为每个案例都需要结合艺术家所处的境况去理解。这就是为什么集群艺术奖跨越亚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不相信艺术的通用标准，所以我们需要结合当地语境去以理解艺术家所面临的问题。

何思衍：“亚洲”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存在吗？或许它只是一个以欧美为中心的视角或凝视的对立面？

秦思源：“凝视”可以说是这个项目的来源。亚洲的每个地区和欧洲一样，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连贯性，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涉及当代艺术时，他们的目光重心往往就会转向西方而不是亚洲其他地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代艺术世界的霸权中心仍然是在西方。西方看亚洲的视角与此类似。欧亚洲之间彼此看对方的视角都有其盲目性和缺陷。它们向彼此寻求不同的东西。亚洲想被认可，而欧洲想被激发灵感。双方都渴望需求被快速地得到满足，但是这往往导致失望或异化。很难说亚洲可以以什么样的程度或以什么样的方式作为一个实体存在，无论如何，它有着很长一段时间的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丝绸之路及其他贸易路线将亚洲的不同地区连结在一起，创造文化传播脉络，如：佛教传入中国，丝绸和陶瓷通过贸易路线带给西域。这种流体模式启发了我们的灵感，当代文化需要更多的流动性和更多的对话，及更少的后殖民态度。印度学者拉维·孙达拉姆作为今年的评委之一与演讲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亚洲的概念需要被批判性地重新发明。他还表示，他相信集群艺术奖正是这样做的，因此可以说“这个思想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何思衍：为什么许多“后殖民时代”的——即非西方国家——仍然迷恋于这个假定的欧美中心（现在不只是在金融和经济领域，也包括文化、哲学等）？

秦思源：每个行业都有它自己意义上的“中心”。我很怀疑那些想在亚洲执行或推动传统文化的人会考虑以西方为中心。当代艺术或当代哲学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最有影响力的从业者和机构大多仍然在西方。这是一个质和量的问题。每有一个中心时，就必然有不平衡，这就是为什么更多的西方和非西方同行之间的对话是如此重要。

何思衍：中国有30多年基本上与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同苏联共产主义集团隔离），这样的事实是否给中国带来某种特殊性？

秦思源：我不相信中国与其他亚洲地区相比有多少特殊性。如果你观察日本和韩国的战后历史，他们在战后不久都被美国占领，但随后各自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轨迹。这两个国家现在看起来似乎非常相似，但真的是这样吗？中国的特殊性与毛泽东时代的孤立性相关，但也与其五四文化运动和政治现代化的根源相关。当代思想从性质上看是世俗的，中国民国时期的现代化过程也使得中国的思想家有所依靠，而避免来自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压力。

何思衍：总体而言，在将来，什么区域／国家／地点是你和集群艺术奖感兴趣的？换言之： 你怎么预想5年或10年后的集群艺术奖？

秦思源：很有可能明年集群艺术奖将前往中东地区。中东地区和中国在各方面都会是有趣的对照。至于5年或10年后的集群艺术奖，我希望它比我们所预想的更加雄心勃勃和有趣。